關愛座變成批鬥座?

HKDSE快來了,不少通識老師都會和學生「大事回顧」,tip題目,猜猜今年會考什麼時事議題。目的雖是為了分數,但學生時事意識多少會加強。不過,如果我們通識科可討論一些更重大、更有意思的問題,讓學生和老師都以公民身分學習,那就好了。「教育工作關注組」的通識老師,每年都會提出「今年」我們認為最值得思考的問題,並自問自答。答案未必最重要,分數未必最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用「我是香港和世界『一分子』」的胸懷去思考、討論這些問題。

活在這個時代裏,關愛還可能嗎?

小時候地鐵/巴士都沒有劃定某些座位作關愛座,倒是爸爸對我們有一個奇怪的要求:他要我們每次乘坐這些公共交通工具時,有機會就找座位坐下,然後要仔細地留意身邊的人有沒有需要,一看見之後就要馬上把座位讓出來。於是,讓座對我和妹妹來說,變成了一件很理所當然的事,而關鍵是我們當下有沒有看見別人的需要。對一個小孩子來說,孕婦、長者和傷殘人士的需要是最容易辨認的,所以我們總會馬上爭着讓座。當然,偶爾也會發生像「我今天走了一天很累,可以不讓座嗎?」這種疑問,但是由於那時真心認為讓座是源於分享,所以讓不讓座從來沒有成為我們的困擾。

剝削安坐權利?

來到今天,讓座彷彿以新形態再現。今次,它不再以一種和藹可親的禮儀或教養呈現,反倒以「關愛座」加網上批鬥結合成令人敬而遠之的存在。大家既不敢坐下,亦不忿關愛座的設立,甚至惡化成為一種世代矛盾。有人提出我們付出了相同的車資,為什麼要向長者讓座。更何况,上一代已霸佔了太多社會資源(例如長者的福利等),為什麼我們連安安心心坐下的權利也要受到剝削?在這種情緒背後,剛才提及的那種關愛還可能實踐嗎?

或許,我們首先要反思的是,網絡的便利往往構成我們不深入探索便有結論的機會。關愛座變成批鬥座,眾人擔心自己坐在關愛座上會被人拍照/錄影然後大肆批評,正正由於我們現時的追求即時性的網絡文化。在社交網站、討論區上,大家留意的都是爆炸性的圖文,在讚好和分享之前很少人會查驗圖文的真偽,重要的反而是傳遞和發泄即時的憤怒及種種情緒。但如果關愛座最初設立時是想推廣關愛等價值,網絡文化很容易把讓座和關愛統統變成一種強迫的要求。讓座不再自願,只是源於群眾壓力。

如何跳出網絡上的即時判斷?

網絡群眾在現實讓座衝突發生時並不在場,卻以一種「我廣傳我同在」的心態繼續把事情發酵。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免於「被廣傳」的自由?

再者,關愛座背後所涉及的世代討論不純粹是我們現時常常談的「仇老」、「仇青」風氣,而是需要處理「看不看見他者」的問題。青年、長者現時都被貼上種種的標籤,當我們稱對方為「廢青」或「廢老」時,實際上是放棄了和對方溝通的機會。如果把資源分配看成社會運作的第一原則,我們會很容易把人分類,然後把對方視為最大敵人並且加以排斥。當我們討論關愛座的問題時,固然港鐵/巴士上的座位是有限的,但是隨意把坐不坐下/讓不讓座的決定變成一種競爭與敵對的關係,是否已經變成了一種慣性的生活態度,值得我們思考。

今天再不斷強調關愛,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已經過時。但是,如何跳出網絡上的即時判斷、如何能夠重新培養我們看見他者需要的眼睛,這些都是我們現今更需要培養的能力。通識教育的課堂除了常常討論時事,其實每一課也同樣是價值教育課。說到最尾,可能讓不讓座、設不設關愛座都不是最重要的討論。反之,當社會衝突處處時,要繼續相信關愛仍然可能,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以一個全新的眼光去認識人和人的關係。

(標題為世紀版編輯所擬)

作者簡介:@教育工作關注組

文.潘詠詩

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