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不公平 他們可以做什麼?

選特首,就是選出能夠帶領香港走出內耗困局的領袖。香港是被殖民者統治155年後歸還祖國的獨特案例,其深層次的內部矛盾盤根錯節、糾纏不清。我們不期望4名特首參選人對特區自回歸以來面對的諸多挑戰,提出像神奇子彈般令人嘆為觀止的解決方案;可是,若然他們以「香港的領導人」自居,便至少要懂得問對的問題,將社會的注意力和討論的議題聚焦在關乎香港人真正利益的重要事情上。

什麼是「對的問題」?什麼是「關乎香港人真正利益的重要事情」?英國經濟學家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在西方知識界地位崇高,被譽為「所得與財富分配研究之父」。他的新書《關於不公平,我們可以做什麼?》(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台灣天下文化出版社中譯本題為《扭轉貧富不均》),對那些只顧做「公關騷」和向選委乞票的參選人,是當頭棒喝。

以《21世紀資本論》一書重新確立經濟學是一門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紐約書評》撰文,指阿特金森的新作難能可貴,因為它不但描繪出一個更公平社會的願景,並且提出了具體而微的行動計劃。

「小政府大市場」後患無窮

這不是溢美之詞,《關於不公平,我們可以做什麼?》堪稱進步主義的新經典。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又稱激進改良主義(radical reformism),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北美萌芽、一種中間偏左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它源於對工業化帶來種種問題的反思,致力爭取在資本主義經濟的體制下,勞動人權和社會正義得到持續改善。

阿特金森認為,在英美已成主流管治思維的「小政府大市場」是後患無窮的「災難配方」(recipe for disaster);進步主義必須再次抬起頭來,人類社會才有希望。

證之以事實也是如此。佔世界人口僅1%的超級富豪與特權階級壟斷了全球超過50%的財富。在美國,貧富差距的情况在過去20年來急速惡化:聯邦儲備局的數字顯示,美國家庭最富裕的10%持有78%的國民總資產,而人口之中最有錢的1%坐擁逾40%的國家財富。

這些都是「失控資本主義」(runaway capitalism)的社會後果。政府本應撥亂反正,卻反而理直氣壯地扮演剝削和不公的幫兇。罪魁禍首和始作俑者是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美國前總統列根。在他們任內,英美兩地的稅制全速向累退(regressive)的方向發展,播下貧富懸殊和階級對立的種子,最終導致英國脫歐與特朗普當選等平民起來反抗建制的「黑天鵝事件」。到今日,邊際稅率(marginal tax rate),即徵收對象數額的增量中稅額所佔的比例,不可高於50%,仍然是很多政府堅守的原則。

政府必須積極有為才可帶來正義

《關於不公平,我們可以做什麼?》是一個相信進步主義的經濟學家對一個變得愈來愈不公平的社會的觀察、批判和回應。作者提出一套深思熟慮的行動計劃,以扭轉英國社會的發展方向,當中包括大刀闊斧改革稅制,除撤銷按人口徵收的人頭稅外,還要大幅增加入息稅的累進成分。阿特金森相信,政府必須積極有為,才可以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正義。

說得更具體一點,他提出15項建議,從上文提到的稅賦改革到就業問題、教育投資、福利政策,全都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創新思維。目標是透過增加機會與重新分配的雙管齊下,引發實質的改變,紓緩貧富不均的嚴重程度。

對香港人來說,他給政府的幾項「錦囊妙計」別具意義:一是「人人有份的遺產」(inheritance for all),所有市民年滿18歲都會得到政府給予一筆款項,所需的財務承擔來自增收的物業稅;二是成立保證有一定回報的全民儲蓄制度,讓更多人有能力置業;三是政府以最低工資聘用失業人士。

這些好主意相信不會在任何一名特首參選人的政綱中找到。關於社會的不公平,我們可以做什麼?在現時的選舉制度下,參選人不但毋須回答這個問題,連想也不用想。這是香港人的悲哀。

文:林沛理(專欄作家)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