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三:光州雙年展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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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一年前,香港藝術工作者阿三,在韓國的光州雙年展參觀,並為《明報》撰文呼應9.28周年紀念。評台轉載重溫,在韓片與韓劇呼應政局的熱潮中,看看藝術工作者在光州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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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本是以農業為主鄉市,為韓國最南部全羅南道區域地方,及政治人物金大中出身地。1979年,獨裁總統朴正熙(即現任南韓總統朴槿惠之父)遭暗殺身亡,年底全斗煥發動軍事政變奪權,並於翌年以高壓手段禁止一切輿論與批評,拘捕在野反對黨金大中及金泳三等政黨要員,觸發全國爭取民主情緒。1980年5月,光州學生及市民衝出街頭抗爭,卻遇上「華麗休假」的兩萬名精銳部隊鳴槍鎮壓。整個5月,70多萬名光州市民於動亂與血腥中憤怒度過。至1996年全斗煥與盧泰愚就「光州慘案」受審,1997年金大中出任總統一職,「5.18光州事件」便成為韓國民主化運動之重要標誌。

當年民主抗命得以平反,事件才不至被滅聲、被抹黑及被淡忘。光州現時到處有以「5.18」為名的地方與組織,如「5.18紀念公園」、「5.18自由公園」、「5.18民主廣場」、「5.18紀念文化中心」、「5.18教育館」、「5.18民主化運動檔案館」及「5.18民主墓地」等。甚至,當年抗爭地點被編為「五月路之旅」,讓市民或旅客重尋,包括錦南路、全南大學、綠豆書店、良洞市場、光州監獄、各大小醫院及數個軍民駁火激戰地。一個地方的歷史及在地人們對民族的記憶與情感,需要透過完整而客觀的資料、真實存在的地方、原有的建築及實物作為中介,方能慢慢培養起來。5.18紀念基金會還出版不少民主進程史料編纂與學術研究書籍,深化討論展望將來。這統統反映整個城市對民主抗爭的態度——惟這並非必然,是南韓市民10多年持續爭取得來的結果。1995年,首屆光州雙年展於這種氣圍下亮相。

「5.18民主化運動檔案館」是雙年展其中一個館外展場,整幢檔案館樓高七層,一至三樓為常設展廳,四樓為小型圖書館,五樓為收藏庫,六樓為辦公區域及製作室,七樓則為講堂及教育室。地下大堂不特別寬敞,樓宇室內設計與香港一般商業大樓無異。檔案館正門前方為有彈孔的玻璃,展廳首幕便是死者資料冊幻燈播放,及擺放變了形當年用作盛載及分發飯團的錫鍋。那根本是八九民運六四紀念館該有的模樣!然而,香港六四紀念館從籌備、開館到營運,所遭遇的種種困難與嚴苛行政阻撓實在匪夷所思。六四仍然是中國大陸敏感詞,莫說平反,連紀念也紀念不得。檔案館三樓羅列世界各地對抗獨裁政權的史料,包括法國、波蘭、南非、阿根廷、巴拉圭、柬埔寨及台灣等,卻欠中國或香港。公眾留言板上,有三則用中文寫的便條:「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及「建設民主中國」。

本屆藝術總監Maria Lind深明上述種種是光州雙年展誕生的主要背景,故在策展人語提及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及香港雨傘運動。藝術不一定離地,各地參與公民抗命均少不了藝術家與文化人,如詩人金准泰當年在《全南每日新聞》表發政治詩歌鼓舞人心。於此我們敢問,藝術(家)在這些「尚未成功」的革命中能做什麼?

外國月亮不一定特別圓,南韓政府對光州事件是否真心懺悔,仍有不少人懷疑。社會渴求公義之聲銳不可擋,政府別無他選;惜錯誤重複發生,2014年「歲月號」海難事件是南韓人心中的刺。南韓於上世紀90年代大力支持藝術,其實是打進國際舞台發展經濟的漂亮手段,而選擇光州則屬政治姿態而已。以文化、藝術及創新牽頭(或噱頭)的經濟模式,是大部分城市走出工業式微的辦法。2015年11月才開幕的Asia Culture Center位於Culture Complex地鐵站上,佔地約為西九文化區三分之一,建築群設計環繞5.18事件其中一個地標省委辦公廳。ACC規模甚大,單是視藝展館已有5個,另有獨立大樓兒童專區,而當中的「文獻庫與研究」值得香港借鏡。文獻庫不是圖書館,它是具備蒐集視野與策略的組織,並以庫藏為基礎,致力籌劃對應的展覽與活動,讓研究者、專業人士、文化人及市民鑽進歷史,擴大文化知識領域。ACC文獻庫裏,資料運用的空間(包括展覽、放映、數碼瀏覽等)與藏書的相約,呈現多個閱讀史料的嚮導,並邀請觀眾開拓個人觀點,建立閱讀史料路線。

反觀香港,本地視藝文獻一直未受重視。最早開展的計劃,應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高美慶教授主理的「香港藝術特藏」,隨後則是1999年啟動的《香港視覺藝術年鑑》,及2000年成立的亞洲藝術文獻庫。經過近廿年深耕細作,現才見小成。諷刺又叫人憤怒的是,如此重要的文化事業,不是單靠個別有心學人憑一己之力維持,便是民間自發尋找資助艱苦向前。《年鑑》雖獲藝發局3年資助,但竟每年只有不到60萬經費「吊鹽水式」延續。一個城市的文化底蘊,不是透過其實是煎蛋菠蘿包的「黯然銷魂漢堡」或揚起魅影般的帆船就能代表。香港的經濟風光早已不再,政府何時才願意討論及訂立長遠文化政策?據說西九文化區2019年開幕,藝術館在該年重開,香港到底能否擁有真正關懷本土教我們自豪的文化建設與藝術藏庫?而藝發局,又能否擺脫撥款組織卑微身分,離開邊緣位置?

西班牙藝術家Dora Garcia複製當年社運重地「綠豆書店」的作品《Nokdu Bookstore 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為本屆焦點。原綠豆書店為紀念1894年南韓甲午農民抗爭而創立,「書店」為知識傳遞的工具,社會歷史之象徵符號,故該作品貫穿整個南韓抗爭史。Garcia以「憤怒與哀愁」(anger and melancholy)並存的複雜情緒理解「抗命」(Defiance),又以著名同志運動「石牆事件」為例,指出我們應替參與抗爭而感自豪。但是,滿城盡是5.18場所情景下,在門票不菲的展館內重建書店意義有多大?

Maria Lind強調作品間應多作「對話」,衍生意義,但展館內空間規劃失誤受到多方質疑,而平白燈光效果更令人感到誤入Art Basel展銷場。換言之,個別具顛覆及社會批判的作品,受到策展方針限制與干擾,反倒削弱了其稜角。這裏是否引證了助理策展人Azar Mahmoudian所言,「建制替受壓抑者過渡的再現」儼如光州各處的5.18變相無力?有趣而弔詭的是,尹麗娟作品《Every Day A Raindow》選址於主場館門外,是唯一不用購票並在閉館後仍能欣賞的作品。她有意無意間脫離了策展框架,卻具體實踐了藝術總監的終極理念。

尹麗娟於光州生活兩個月,邊認識當地人和事,邊整合作品意念,正是Maria Lind重視過程的短期駐場創作方式。她的亭,貨架雖排滿食品,卻不是小店。這是供人們休憩、歇息及安身的地方,陳設猶如家居。亭內各東西均從市內覓購,散發平民的美學質感,有別於展館的極簡約或鄰近藝術商店的士紳氣息。而她倒模製作連結韓國青瓷的陶瓷作品,則散落於主場館前街道的文具店、生果舖及家品店。觀眾按圖索驥,離開藝術走進生活。儘管言語不通,逛街經驗比觀展舒泰,感受當地人友善;此做法似乎脫離了藝術語境,卻實是擴大當代藝術意涵。要知雙年展其中一個面向,是舉辦城市、策展人及參展藝術家的較競場,因而,尹麗娟此作品的確不是「典型」的雙年展作品。

夜幕低垂,主場館關閉,燈光所剩無幾。廣場,慢慢變成一家大小玩樂閒談地方,我們不得不承認,雙年展是小撮精英的事。尹麗娟的亭,背後是龐大的年展系統,再背後是光州廿多年來的文化事業,及5.18事件與整個韓國民主進程;而前方,則是年輕人的單車與滑板,你追我逐的小朋友,或上了年紀在乘涼的人。廣場上唯一的燈火徹夜映照着彩虹,似在看守,又在瞻望;而亭內空無一人,只有藝術。

Info.第十一屆光州雙年展
2016年9月2日揭幕,雲集全球逾百藝術家,作品超過250件,號稱全亞洲最大。本屆以「The Eighth Climate:What Does Art Do?」為題,主場館再劃分為5副題,另於光州廣域市內10個地方設場外特展,呈現以藝術為本的觀點與視野。香港藝術家尹麗娟作品《Every Day A Raindow》由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開幕期間,藝發局安排共40位本地藝術工作者到光州觀展,包括局內委員代表團,及新增設的藝術工作者「自由行」交流計劃。

相關連結:The May 18 Memorial Foundation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9月28日),原題:藝術能為香港做什麼?——記第十一屆光州雙年展。,現題為評台編輯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