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蒼山下、荔枝碗

這是一篇三不像文章,像遊記又不是遊記,有書評但不是書評,最後還加了點時事評論。靈感產生於筆者在大理旅遊的感受,聯想到的卻是最近成為澳門城中話題的荔枝碗船廠的去留。文章前後涉及到三個元素,兩個和大理有關,剩下一個事關澳門。最終希望討論的亦是都市生活的多樣性。

阿德

阿德的真名是翟國泓,重慶人,1981年出生。他是大理著名獨立書店「海豚阿德」的老闆。書店名字源自陳升1996年專輯《Summer》裏的同名歌曲,是一首有關一條喜歡在海裏自由遨遊的海豚的歌曲。陳升在歌詞裏寫道「我的世界沒有國界/出門不用帶行李/我的朋友有很多/都有可愛的臉……我把所有煩惱/留在地上/歌聲飄到天邊/如果說還缺少什麼/該是沒有人類愚昧」。阿德確實是位追求自由和夢想的人,否則就不會辭掉穩定的媒體工作,在實體書店沒落的今天,跑到大理開這麼一家有個性的書店。書店原來的地址在大理古城的人民路上,後來因為租金上升,只好結業,搬到大理床單廠藝術區內。我去的正是這間新店。

或許是因為中國經濟起飛,都市白領需要更多的精神生活,做文化變得有利可圖,過去十年很多中國地方政府都喜歡搞所謂的藝術區。只是和北京798或上海田字坊這些藝術園區相比,床單廠藝術區在知名道和面積上都要少得多。然而,到訪當天給我的感覺亦極佳。首先,是人少。大理古城到訪大理的遊客必到景區,大約2平方公里的古城每天幾乎都擠滿了人。不知道什麼原因,床單廠藝術區亦人影疏落,於是整個喧囂的世界彷彿突然就安靜了下來,讓人一下子心情就放鬆了。這還不是最讓人感到驚喜的地方。在園區尋訪「海豚阿德」的途中,我聽到了美妙的歌聲,一看,「天呀!」我心裏暗叫,竟是正在排練中的傳奇民謠樂隊「野孩子」。早聽說大理隱居了很多「神人」,只是沒想到偶然之下就遇到了幾個,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機緣,頓時對大理又多愛了幾分。「海豚阿德」就在排練室的樓上,於是我想這可能是中國最棒的書店,因為每天都有一流的現場音樂伴奏。

事實上,「海豚阿德」的選書品味也甚佳。新店主營文學和藝術類書籍,都是由阿德親自入貨挑選。但最吸引我的,還是那些獨立出版的、沒有公開銷售的「地下刊物」。在「海豚阿德」,我就收獲了著名獨立音樂人左小祖咒早年寫作的小說《狂犬吠墓》,我一度以為它早已絶版。

蒼山下

阿德不止賣書,也搞出品和發行。2015年他和作家許崧合編了一本叫《蒼山下》的書,並且只在「海豚阿德」銷售。換言之,無法通過諸如亞馬遜中國、京東或當當等電商管道買到。《蒼山下》於是成了旅遊限定商品。即便如此,據說書還是基本售罄。

《蒼山下》其實是本合集,由29篇描寫大理生活的文章組成。之前已經說過大理隱居了很多「神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傳奇」過客在這裏短暫居住。於是就有了包括馮唐、周雲蓬和鍾立風等在內的豪華作者群。他們是怎樣描寫大理的生活的?

馮唐說「大理是個逃離的好選擇。大山,小溪水。大湖,小古城。湖山之間的田地平坦潤綠。白族兄弟的館子裡,牛肝菌、乾巴菌、雞樅菌、松茸等等各種蘑菇。酸辣魚,魚吃完了,還可以往酸辣湯裏免費續豆腐。豬肉刺身、炸黃金片,下風花雪月啤酒。古城博愛路上有聾啞人的按摩院,他們用手和你身體對話,飛快瞭解它的痛苦和委屈。三塔旁邊有十八洞的山地高爾夫球場,古城人民路上常常遇見飽含呆儍美的王語嫣、屁股很大還敢穿牛仔褲的馬夫人、四處亂走的狗。小孩兒說,那隻狗是他的,狗的名字叫耍耍。每年四月是當地的情人節,夫妻必須分開,和各自的情人消失三天。對於這三天,彼此不問、不說、不討論、不著急、不嘀咕,三天之後重新在一屋簷下,擔水、吃飯、睡覺」。

周雲蓬說「大理三月好風光,蝴蝶泉邊好梳妝。按時令算,那是陽歷的四月,滿城滿山的櫻花開得又無恥又燦爛。不想總在北京活死人墓的地下室裏,抽著煙紅著眼,熬夜製作音樂,所以我的新唱片要在大理完成。2013年4月,我跟製作人音樂家小河找到了蒼山最後一峰雲弄峰下的舊州村……我們不酗酒、不熬夜,每天跟小鳥一同起床,小河先誦經一小時,我在院子裏伸胳臂伸腿地晨練,然後吃健康早點,九點開始工作,中午有個簡短的小憩,下午兩點繼續工作,晚飯後去山上散步,順便總結當日工作得失,晚上十一點前上床休息。我們像退休老幹部一樣愛護身體,營造了一個綠色、環保、養生的健康錄音氛圍」。

鍾立風說「有些作家需要細細品讀,才知他的好以及更好,有著跋山涉水之後的歡暢和滿足;而有的作家,通過幾個虛構或夢境般的機緣,突然顯現出幾行詩句在你夢與心靈的銀幕上─你頓時獲得絶對的清醒和從未有過的潔淨,而這份清醒、潔淨與真實,又令你十分自如地返回可靠的夢境裏。恰如伯格曼評論塔可夫斯基:一如夢幻,一如倒影。大理之於我,好像也是如此」。

大理的生活為何能如此迷人?在書裏,阿德和居住於大理的英國人萬哲生(Jason Pym)提供了可能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每個人都有追求理想生活的願望,這種生活往往又不被主流社會所認同。正如阿德寫道「時至今日,爬進中產階級依舊是大多數底層優秀青年的唯一目標。現實社會中,『主流價值觀』每一秒都在吞噬著我們,把我們變成各種『類別』的人。更可怕的是,等我們真正邁入『成功』那一類別後,幸福感沒來,無聊與空虛接踵而至。因為從我們極端功利的教育開始,到進入社會後為了『成功』而不斷『奮鬥』,早已沒有任何尋找興趣的時間和空間……在『主流』的高壓下,其實分歧者們一直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他們總覺得有點什麼不對,但又難以自拔。終有一天,一部分人沒能抵禦住內心,躲進了大理。這幫分歧者們聚集的大理,也因此被賦予了烏托邦、理想國、飛地等等美好的標簽。一時間,好像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大理和這群人身上」。

如果說阿德的想法過於理想化的話,萬哲生的回答則要實際得多─那是因為大理相對低廉的生活費用和創業資金要求給予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在他那篇《為何大理》的文章裏,他寫道「我和CC(萬哲生的妻子)要離開上海之前有個主意,想開個小咖啡書店。拿到英文書比較順手,在浦東跑遍幾個海外僱員回國前拋售書的慈善市場,付出不多我們拿到幾千本書。後來我們就去找鋪面。縱然是十年前的上海,租一個鋪面還是貴的荒謬。按照這種房租,我們得賣出車載斗量的書和傾盆大桶的咖啡才能收支相抵。要這麼做必須要保證人流量好大,這樣我們倆絕對沒時間跟客人坐下來吹牛,只要客人進來、喝咖啡、買書、走人。好了,下一個。做這種生意和我們當時的工作不算相差甚遠,又加上一威脅:如果我們失敗,我們就幾十年都欠一屁股債,這讓人窒息,那就不好玩了。然而大理提供給個人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可以嘗試做自己的事,也享受能夠失敗的自由」。

荔枝碗

在阿德和《蒼山下》的描述裏大理彷彿就是一個天堂般的避風港,讓對都市生活感到疲憊的人們透上一口氣。然而,都市生活和生活的可能性並不是徹底的二元對立,相反可能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支配都市生活的資本邏輯同樣存在於大理,「海豚阿德」由人民路搬到床單廠藝術區就是因為抵受不住如火箭般上升的昂貴房租,萬哲生也意識到「當然,我的理性腦袋告訴我,世界上肯定還有其他地方會有相似的經濟、資源和人民的綜合,會符合我們一家的趣味及技能。大理的發展變化太快,再過幾年我估計很多我喜歡的方面就不存在了,房租上漲,星巴克入駐……這也不是不好:繁榮帶來新服務,生活質量會提高」。另一方面,城市經濟學告訴我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吸引力是可以用科學去解釋的。上海交通大學的陸銘教授在其著作《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裏就把大城市的獨特優勢概括為「分享」、「匹配」和「學習」,簡單而言就是在大城市人們更可能獲得更好的教育和醫療條件,更豐富的文化娛樂生活,更密集的資訊交流傳播,以及更高的收入。因此,真正的問題或許並不是在都市生活和生活的可能性作之間作一個二選一的抉擇,而是尊重生活選擇的多樣性。保證這種多樣性的一個關鍵即是我們是否有機會參與到定義都市生活空間的過程之中。

大理不禁讓人想起賭權開放前的澳門,有歷史文化的沉澱,亦有悠閒舒適自成一格的生活節奏。當時的澳門用今天的流行話語來形容還是個很「小清新」、有「小確幸」的地方。如果當年澳門政府像今天「重視」所謂的文化創業產業的話,澳門可能會走一條和今天不太一樣的發展道路,至少有志做點好玩事情的人可以像大理生活的人一樣用遠低於今天的成本去嘗試。但現實是澳門每一寸土地都快要被資本擠佔,所有人必須向同一維度「上班、下班、貸款、買樓、消費、還信用卡」中無限趨同才能勉強餵飽這頭資本怪物,生活的多樣性可能被活生生吞噬。過去十多年澳門的城市面貌正是在大量資本的驅動下變得面目全非。資本的本性當然是逐利,這本身並不是問題的根源。問題的根源是政府應負有捍衛公共利益,即平衡社會各個群體利益訴求的責任,而不是只盯著經濟發展一個目標。澳門政府確實是在城市規劃的過程中才開始引入公眾諮詢作為決策的依據。然而,過去將近十年的實踐效果可謂不盡人意。我無意再重覆澳門目前公眾諮詢過程裏存在的問題,因為已經有大量的批評和論述。事實上,最近發生的荔枝碗船廠拆遷事件只是再次表明,即便民意對政府的決定存在爭議和不認同,社會可以做的其實極其有限。不知是否出於「民意」的壓力,這次澳門文化局在幾乎最後關頭重啓對荔枝碗的文物鑑定程序,好歹暫時保住了這些有歷史價值的建築。但下一個「荔枝碗」呢?無人知曉。我只想指出如果未能用專業和具說服力的理由去回應社會對城市規劃用途的質疑,只會不斷挫傷社會對政府的信任。澳門的都市空間的分配和生活的舒適感仍然沒有保障。

那麼作為普通人,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我想了想或許有兩件事情是可以的。如果你重視都市生活的多樣性,請多去支持那些有個性的小店,比如今年即將重新開幕的「边度有書」或者多去參與本地的文化活動。更進一步的話,請稍為花費點時間關心公共事務,並適時反映表達你的意見,你的行動決定了你可能生活在怎樣的空間和環境裏。

原文載於《澳門日報》

文:楊鳴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