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離:劇場達人馮程程──自由自,自由往,自由演

《香港2014》,是一套正在上演的劇目。

有悲有喜,五味紛陳,演員是你和我。

人們說,當下在香港上演的種種,比所有劇目還要跌宕精彩。

劇場導演馮程程也嘆道:「劇場永遠追不上現實。」

既然不可能都成為可能,劇場,還可以訴說什麼?

也許,劇場的其中一種意義,是讓人習得一種轉化的視野:提升現實,對生命作出俯瞰與微觀。

觀眾往往能在劇場中擷取奧理,栽植到生活中,作為個人抵抗、行進至更開闊境地的動能。

在這片無話可說的狀態下,馮程程卻笑道:「這是一種動力。」

在尋索與創造的動力背後,是對自由的恆常追求。

阿離:劇場達人馮程程──自由自,自由往,自由演

 日常,不如常

世態總閃現着神奇的偶然。馮程程導演的劇目《城市一切如常》開排的那天,正是罷課的首日;一星期不到,八十七顆催淚彈令此城不如常。佔中個多月來,美好悲傷、溫靜暴烈,盡皆起伏人前。在洶湧的情緒、反思與言語中,一個反覆被提起的概念是,正常生活。所謂日常,無形影,卻穩踞潛藏如山,只有狠手敲砸碰擊,才使那貫穿生命的、隱蟄無聲的架構顯露,「那個常軌,鞏固得難以拆除。那日復日像浪一樣推着你走的momentum,很強。從小時候第一天上學,那個momentum已經開始,它包括許多事物,很多規範,對生活的期望,如何在你體內慢慢生長,你身邊的人如何給你參考,這一切都在製造你每天的momentum,以及一個framework。」馮程程說。

 生活上沒有改變可以嗎?

日常看似自然而成,實是由不同社會組織與制度在無垠時間裏不斷支撐再製的規律,齊一、同質,以維持社會現狀為最高目標,「這不止是你自己的frame,它是可以分享的,必須能夠分享的,你才能感覺到自己在這個社會裏安全地存在。這個常軌就是我們正在面對的、使用的,令自己每天賴以生存的一個frame。但正正是這個frame,限制了我們生存的可能性」。劇中,中產夫妻生活中的疲倦與沉悶,那些溝通與想像的挫折,盡見被常軌削平的生命樣態。

人雖厭倦常軌,卻不一定敢於偏離其外。在原作者Martin Crimp筆下,即使劇中人遇上了零星的意外騷動,但最後各人都沒有選擇改變,作出突破,「所有人都繼續若無其事地生活下去,按照着常軌所要求他們的,繼續生活,即使早前發生了什麼問題,個世界有多混亂,也沒有干擾到他們的小小天地,他們很樂於在自己的小小天地裏繼續生活。如果常軌可以繼續運行無礙,那就好。」催淚彈翻動的煙塵稍落,反思日常的詰問漸漸被渴求常軌再度支配的呼聲掩過。社會理論家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提出人類往往有逃避自由的傾向。自由意味着思考的必要,及承擔自由選擇的責任。人,總會以服從來消除直面自由時的焦慮。

撼動常軌,實是詢問改變的可能,「生活上沒有改變可以嗎?改變又會把我們帶往何處?為何需要改變?」

 感謝時代 劇場燒紅記憶

馮程程跟不少香港人一樣,經歷過時代大變。

九七回歸,她從中大新聞系畢業一年,身在《信報》文化版,以藝文視覺,經歷、觀照香港回歸的眾生百態。她記得那年代的劇場躍躍回應這個歷史大變,綻現的巧思情緒,現在還能燒紅記憶:陳炳釗的《飛吧臨流鳥飛吧》,而林奕華的《男裝帝女花》和《愛的教育》,則打通了她對性別與政治的思考:「他講性別、父權,某種支配、權力關係,然後把那種權力關係放到當時的中國、英國、香港之上,對香港那種不能自決的窒谷,好啪得到。」戲劇展現的想像與意旨,把個人重新編織到歷史的盤圖中,是她的政治啟蒙:「那是會想,香港怎樣呢?我可以怎樣呢?何以自己如此被動?」游走在藝術中心接連幾層的「慶回歸」展覽,穿插於白底紅字的「慶回歸我好高興」壁畫,還有佐丹奴的文革娃娃慶回歸T-shirt,情緒難以言說。對未知的興奮,熾烈的不安,幽沉苦澀。難以言說。

阿離:劇場達人馮程程──自由自,自由往,自由演
《城市一切如常》。(江田雀設計及拍攝)

 那個時代,流行文化多元燦爛

「我要感謝那個時代,因為『啪』!突然鏡頭拉闊了。如果沒有九七,我就只懂得很主觀地望着我的現在。但我們有某種敏感度,懂得拉遠,然後看見在這幅畫裏,我站在何處。」常軌撼動、情緒翻滾,正是走上自覺與解放的必須,「重要是,起碼知道我們是小,如果一直也無知於自己的大小,其實,動彈不得。那個鏡頭只在自己身上,或是自己的家庭就足夠,其實不然」。

那個時代除了給她一絲看清常軌的隙縫,也讓她有出走常軌的本錢。那是個琳瑯混雜的年代。安東尼奧尼的電影與無綫劇集並置,流行文化展揚紛陳一如百家布,就像《後殖民食神之歌》所說,又有文華,又有大坑大牌檔,又有油麻地炒蜆,任君選擇,「我要好感謝我出生的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的香港,那時相對自由,可以選擇,而且選擇之後,你去試,不怕輸,冇嘢輸,輸了也沒所謂。那種可以冒險、反叛的氣氛,在我成長的時代,是很被容許的。」人們有空間各自修行,不用一生為着一個標準、一種成功,磨蝕生命以競爭。

 生活即文本跳出常軌視野

馮程程的劇場生涯,由「新銳」二字起始,直至當下。她說,做劇場,一定要行得比普通觀眾更前。演、導的劇,大多有別於主流傳統的時地人、起承轉合式故事,更多是想像跳躍開闊的文本,雕琢詩意的對白。全職投入劇場創作的四年中,她積極把歐陸最前銳的新文本(New Writing)帶到本土,嘗試把劇場關注當下時代的精神實踐出來。新文本對語言有種高度敏感自覺,「為何我會用這些字眼?這些字眼從何而來?我能否調侃我生活中的語言?」她以劇作家Sarah Kane在《4.48精神異常》中的醫學論述獨白為例,醫生對病人的說話方式,如何令個人相信他有病,整套語言都是一個論述,把這套論述放在劇場中,從而刺激觀眾對日常的思考。劇場再不是單純故事的地方,而是對生活尖銳挑刻的場地,「就像一個lab、一個手術台,把語言放在手術台上,慢慢界開讓你看」;特首、官員、權力者的偽術語言背後的系統,組織意義的方式,「(新文本)使用它(語言),同時間亦批判它」。前作《鐵馬》一幕沒演的戲,便把五十篇最近十年的新聞處公告重編成一篇新聞公告,拼湊出荒誕一種,「但由頭讀到尾都是相通的,因為那件事都是在某個系統之內,它使用的字眼、它的意識形態」。

 展現語言背後一大串意識形態

「解剖台就是把這些我們每天都收到聽到的,突然用一個device,把這些事物close up了,或使用較極端的手法並置一起,那個效果就出現了。就像把那些事物推向你眼前:『你看,這就是你每天聽到的東西』。」符號和語言,不但組織我們的生活片段,也形塑我們的思想與追求之物,「把這些事物放在劇場裏,它就再不是一種日常如此簡單。語言背後有一大串意識形態,如果在劇場裏能展現到這些事物,就會好漂亮」。馮程程說。漂亮,形容得銳利而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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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殺了大象》。(Carmen So拍攝)

 預演成真,群眾醒覺

馮程程住在南丫島,離家回家都要乘小艇。年前,東澳醞釀興建遊輪碼頭,她和街坊群起組織,反對施行工程,以保護珍貴的蝴蝶、樹蛙和海龜。運動進行期間,「有日我在家中的村屋望向菱角山在想,我們現在東奔西走搞campaign,遠遠望着的東澳那邊,如果樹蛙可以說話,牠會跟我們說什麼呢?牠有什麼想說呢?」 對動物與人的溝通的思考,令她憶起前陣子讀過的奧威爾的短篇《射象》。故事中,在英國殖民地緬甸,警察聽命射殺了一隻沒有任何威脅的大象。從警察、殖民地、動物的元素開始,築構出對文明的質疑,在二○一二年寫成了《誰殺了大象》一劇。第一幕,就是一個警察面對城市中突然出現的一隻安靜和平的大象,手足無措,「那隻所謂很大的、在城市中心出現的象,其實是一群人」,群眾什麼也沒做,沒持械、只站在路中心,抗議,「警察面對着一班走出來的群眾,他應該要怎麼辦?他應該走向群眾那邊,還是繼續與群眾保持一個對峙的關係」。憶起那個畫面,她還記得那時的期盼,「會覺得,如果這個景象是真的就好了,群眾醒覺、群眾起來就好了」,未完全成為可能的事,在劇場中成了某種希望的投射、對現實的慰藉;怎料兩年後,希望竟成現實,「原來在劇場外,在當下,在金鐘,那些不可能已經在發生啦!不再需要在劇場裏做這個儀式」。

 政權金權,令我們變得無名

《誰》劇中,大象被審問的一幕,拷問者問大象說:「食飯、名、主人,你統統都需要。」這短短的一句,實是反映香港處境的精煉句子。港人需要食飯,需要某種生存之能,需要某種從屬的關係,但我們自己又是誰呢?「當下香港的處境,有兩種權力在壓迫我們,一個是政權,另一個是金權,而這兩種力量令我們變得無名。」劇中滿滿是一種突破管治和約制的力量,正正是這種壓抑與反抗,誘發出劇場與個人的共鳴。《誰》劇在北京上演後,微博上一位觀眾把故事用他自己的方法再說一次,連結他在大陸生活的點滴,自己如何被操控,像大象一樣面對着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我好奇,他過着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令他跟這個戲有如果的connection」。馮程程說,劇場是集體的,劇作者面對的是一個溝通的關係,一種相處方式,她責無旁貸,「我如何把每一晚讀劇本時的快感告訴你?令你也覺得有快感,令你也覺得值得這樣鑽下去思考」。

 後記:Free Soul劇場內外貫徹始終

問她,從《七個好年》,到大小跨界別劇場嘗試,到新文本實驗如《遠方》、《誰殺了大象》,及至當下的《城市一切如常》,一直以來作品可有貫連的主題?「這個真的要劇評家來告訴我。」她笑說,她一直是忠實表達自己,「最重要是我自己的一個實踐,一個生活模式的實踐。到底一個全職劇場是什麼回事呢?我如何去生活,如何在劇場裏生活,創作思考怎樣令我成長」。比平同代或同齡人,她,一名單身中女,十年間游走校園、媒體、全職兼職工作,到現在落步劇場,一直偏離常軌,執意在生命中尋索;背後的一種推力,是生活方式,還有循着自己的志趣,「開心!除咗覺得唔夠錢使,窮之外(笑)。(十年來有冇一刻覺得找不到意義?)冇呀(笑)。」她說,這個時代失去的,是對自己志趣的即時回應,「我們能否捉緊它?有沒有行動去回應我們的志趣還是置之一旁?我們願不願意打開門讓自己走出去?」這個Calling,能否不被支配個體的時代、體制與常規殺掉?

 有靈魂就有目的地

「這種實踐很在地。我作為一個人,四十歲,香港人,我還可以做到這種,好似偏離了一點點的生活方法。我還可以在這條路上走下去,這個實踐是一個好重要的證明,這還是possible的!」馮程程說,創作重要,但如何生活、如何找到自己生活的顏色、那種另外方式的意義,比作品的更大,「於我而言,我如何去生活、去尋找我的well being,作為一個risk taker、一個free soul,重要好多」。

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中還提出了兩種自由。第一種是「自由自」(Freedom From),是消極的,帶有毁滅力量;另一種自由是積極的,並能帶來創造性,指向自我與他者、與世界的真正連結。這種自由稱為「自由往」,Freedom to。「重新學習最遠古嘅語言,建造一個未完成嘅現實,有靈魂就有目的地。」(馮程程,《誰殺掉了大象》劇本)

文/ 阿離

圖/ 李紹昌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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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