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輝:「3、2、1」衝擊之後

1 政治少年迷失了 我們該往哪裏走?

梁天琦判囚6年。我臉書(facebook)和身邊的「黃絲」朋友除了在同情和哀傷之外,有些更深感虧欠,甚至心底裏認為他做了自己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是在替代自己受苦。人們紛紛自愧不如,讚他勇敢、真誠、敢於犧牲、能人所不能,是位少年英雄。

誠然,梁天琦的刑期雖然很重,我也一樣心有戚戚,但令我不安的是,在同情和虧欠以外,人們似乎無法直視及反思梁天琦及其一代激進右翼青年這陣子共同表現出來的方向迷失及焦慮。

誰的眼睛要是沒有被眼淚淹沒,也該能看得出在法庭上的梁天琦,跟那個旺角騷亂後人生攀升至政治頂峰的梁天琦,是徹底不同。一個是號召「無底線」暴力抗爭,旺角騷亂後高舉「以死相搏」,並以此作為選舉招牌的梁天琦;另一個則是在庭上指當晚他戰友黃台仰在騷亂現場號召群眾倒數「3、2、1」衝擊之際,心裏抱有疑問「衝過去,係無意思,係送死」的梁天琦。甚至有在庭上讀出的求情信指,梁天琦願意在刑滿出獄後以「非暴力」方式為香港打拼。然而我感到困惑的是:這是梁天琦的路線轉向嗎?抑或只是之前像簽確認書般,在庭上也放低一下原則以贏取自由?

無獨有偶,這種近乎自我推翻的動搖及迷失,也體現在他的同代人身上,如梁頌恆在被DQ(取消資格)後受訪時說要「珍惜生命,遠離政治」,抑或為圍堵行動感後悔的馮敬恩所說的往後要「make opinion」而非「make noise」等等。再舉一例:記得早前梁天琦在梁頌恆、游蕙禎DQ事件之後接受電視訪問,談到自己為何在宣誓風波中未有現身,他除了坦承「選擇了自己」和「懦弱」之外,還覺得自己「仲係好廢,好多時候都係得個噏字」,沒有「堅實理論基礎在背後」,所以選擇去讀書。

我想指出,上列的轉變,如果不以懷疑的目光視之為暫時的託詞、下台階或減刑手段,而是視之為反思過後真實的猶豫或轉變,當梁天琦也自感「好廢」、缺乏堅固基礎,那下一步,我們該做的就恐怕不止是延續對這些政治少年無條件的同情及支持(縱然人們或許頂多就是象徵式地表達一下不同意,但……),而是跟他們一同反思:到底他們以及我們的不足是什麼?最初一往無前的理想在哪裏觸礁?而需要修正及超越的地方又在何處?

無底線之輕和重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梁天琦等一代青年運動所共有的問題,那就是所謂的「無底線抗爭」。「無底線」,作為一個將抗爭從一切倫理和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構想,作為抗爭者有權蔑視任何規範的依據,確是散發出一種浪漫任性的「輕」的感覺。強調無「大台」、無組織、無底線,總之,他們跟抗爭的關係亦只有一點——那就是拒絕任何包袱的抗爭自由。

然而,與其說「無底線」是一種自由,倒不如說是特權—— 一種毋須再努力證明和深究自己的論述和行動是否具有正當性、是否符合倫理的特權。像是梁頌恆以「鴨脷洲口音」的不誠說辭來迴避別人針對他有關「支那論」的質疑,以至梁天琦說過的「記者遇襲係抗爭沙石」(「沙石」就是無足輕重),也都很能反映出同一種輕飄飄的非倫理心態。

然而企圖從所有倫理和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抗爭幻想,甚至使任何真正共同的行動都變得不可能,事後看來造成的更多是意料之外的混亂。不諱言,騷亂恰是本土民主前線的「光復行動」的極端變奏版。實際上旺角騷亂中,也根本不存在一份共同的行動綱領或宣言,甚至主事人現在才告白,原來是否要如此這般地升級,是否應該如「送死」般「3、2、1,衝」,對於這個引爆一整晚衝突的「決定」,根本就是莫衷一是。

可是這份「無底線」的輕,卻導致了相當沉重的代價,多少人因一時心血來潮而負上巨大刑責,以至有所懊悔。這叫我想起當代法國哲學家巴迪歐在一個訪談所說:「我們需要一種大眾紀律,我甚至會說,就像我已經多次說過的,『那些什麼都沒有的人,唯一擁有的就是他們的紀律』。那些缺乏財富或武力,也沒有權力的窮人,他們所擁有的一切就是紀律,就是他們共同行動的能力。」換句話,跟「無底線」相反,抗爭者跟抗爭行動的關係,並非純粹的自由或當下的感覺,而是意味着行動者對自我所施加的各種有意義的約束和引導,那才構成了真正的自由和共同行動的能力。我認為這是「後雨傘」的重要課題。

究其實,從「光復」到騷亂行動中的抗爭倫理問題,本來就是路人皆見。但阻礙反思的是一份廉價的正義感,裏頭寄身着一種簡化的「蛋牆二元論」,也就是說:只要「蛋」是在抗爭「牆」,「蛋」的抗爭就不證自明;如果「蛋」付出了相當代價,那旁人就更該自愧不如,而非說三道四。然而,世上根本不存在不證自明的社會行動,更何况是在這個勢利及保守的香港?然而,這一「蛋牆二元論」,更是強化了上述那種認為不必努力向他人證明及深究自身行動的惰性。

廉價的同情內 只存在泡沫

進一步,近10年本土公民社會盛產一個接一個的「少年英雄」,在這裏與其說是少年的問題,不如說是成年人的問題。這裏存在一份虧欠的情緒,即那些政治少年做了許許多多成年人該做而未做的事。重點在於,這些成年人未必有興趣去深究什麼「自決」或「港獨」等進步政治少年的主張;總之,他們一旦看見敢於反抗的青年上陣,很多時就無條件支持,正所謂「下一代,民主靠晒你!」然後捐錢離開。問題是,這其實是一種頗有距離的支持和擁戴,根本缺乏深刻認同。這中間的掌聲其實是「滲水」的:當政治少年的種種議程無以為繼,這類支持者就只能虧欠及同情,或等待下一個「黃之鋒」誕生。

正如梁天琦的代表大狀蔡維邦所說,他們的一代「貪圖逸樂」、只顧賺錢,推卸民主責任,因而「其實今時今日喺度發生嘅事,係我嘅generation,包括我在內,製造出嚟」。但問題是假若蔡大狀一代過去是將政治外判給司徒華和李柱銘,那在今天那種缺乏反思的無條件支持聲中,也不過是同樣地將責任外判給青年。

真正的支持應該包含行動、承諾和反思,不是無條件支持任何年輕「雞蛋」,而是真正從理念和行動上投入之餘,一同分擔共同的未來。在廉價的同情之內,只存在泡沫,而不會生長出命運自主的真正政治力量。

2 再論少年英雄現象與反思的意義
上星期寫了那篇不討好的批評文章〈政治少年迷失了 我們該往哪裏走?〉(2018年6月21日《明報》),發表後一如所料迅即被人將我標籤為「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或指控說「『老seafood』指點江山」、「少年已夠慘,為何還要批評」等等。好吧,那就讓我再解釋一下,為何我要提出「少年英雄」現象的問題,以及在社會運動中反思的重要。

正如前文所指,那種「年輕人,香港以後靠晒你」然後捐款走人,這說穿了其實是將責任外判,寄託下一代來完成自己一代未能完成的事,心底裏有着一份虧欠和同情。關鍵在於,這種支持的本質,同時是從某種責任中撤出,在高舉青年的同時,他們卻淡淡地宣告自己已無事可為,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因而他們也並沒有太大興趣深究這些進步青年的主張,並沒有追問所謂自決、港獨、勇武、非暴力、有底線及冇底線等,到底意味些什麼路線、信念、責任和代價。而在如此這般的情况下,說句「下一代靠晒你」,民主事業的重擔就輕如鴻毛地交給了別人。

先旨聲明:我並非認為那些掌聲和捐款毫不重要,而是想指出當中的局限,今天看來愈見明顯。

撫今追昔,這種視年輕人為政治救贖的集體渴望一直存在。從黃之鋒到梁天琦,不過是標誌着兩個頂峰。可是在近來,當我在新聞上閱讀那些曾經主張無底線抗爭的激進右翼少年,一個又一個對以往的自己和行動表示懷疑、否定或後悔之際,當我知道原來那個以死相搏、義無反顧的梁天琦,在庭上直認不諱其戰友黃台仰當晚所號召的衝擊其實是「去衝,送死,無意思」,我開始感到很大的不安——不安於那種由虧欠與同情驅使,只渴望無畏少年帶領香港走出困局,但卻不深究路線和主張的支持其實是如此空洞和不實在。

這令我回想起2016年旺角騷亂之後不久的一次私人晚飯聚會,席間我們議論紛紛年初一晚的事件。如你所料,一些朋友慣常地站在「雞蛋」一邊支持少年的義無反顧,共鳴於當中的義憤。但令我印象深刻的倒是一位一直支持社運的中年朋友突然嚴肅而清醒地回應:「我想我們不能輕言支持他們的以死相搏,如果支持,就要自問一下自己願不願意走上街頭跟他們一起擲磚?口說支持但我們的實質commitment到底是什麼呢?如此激烈抗爭並非開玩笑,我們得好好思考當中彼此的責任和代價。」

當時大家立時靜了一靜,像是一盆冷水澆在頭上。恐怕因為飯友並無深思這突如其來的大哉問,之後就快快轉換了話題。弔詭在於,飯敘之後短短十多二十天,梁天琦正以無底線暴力抗爭、以死相搏的選舉招牌攀上了在政途上的人生頂峰,取了6萬多票。事後回想,當我看見庭上那個內心其實充滿猶豫、認為「去衝,送死,無意思」的梁天琦,我就會想起當晚那位朋友的嚴肅回應:這真的並非掃興或反對,而是要求我們認真看待自己的責任,不要把掌聲幻化成一服廉價和甜美的毒藥。

少年英雄現象的錯覺

在少年英雄現象作為政治救贖的心理背後,存在一個問題的假設,也就是賦予年輕人「沒有包袱、白紙一張」的青春特質以神奇力量,彷彿這股力量可以神奇地飛越種種來自現實和歷史的民主困厄,而那使幾代人也無法完成的艱巨任務,也彷彿借助青春的「純潔」與「勇氣」就能解決。可是今天若從政治少年的種種挫折與迷失來看,少年英雄的幻想根本徹底低估了現實和歷史的重量,這裏頭埋藏着很大的錯覺和自欺。

我想,面對着中共對年輕世代的嚴厲打壓,中年人除了因虧欠、同情而生的無條件支持以外,還必須共同分擔民主事業的種種難題,應該更有勇氣拿出自己的承諾、主張和行動介入其中,而非輕便地宣告自己一代已經無事可為。我想說:即使人到中年甚或老年,也都不等於失去介入和創造公共世界的能力。舉個古代例子:哲人蘇格拉底即使活到了70歲,踏進生命的最後時光,他仍貫徹始終,像牛虻般叮咬城邦的思想惰性,並無休止介入城邦的公共生活。而他所貢獻的就是反思精神,這對城邦的幸福和公共生活都至關重要。這說明所謂「完成歷史任務」,並非中年宿命,而只是一種外判行為。

反思之難

另一方面,困擾我的除了少年英雄的問題,還有就是政治與思想的張力。這幾年我寫作的心理負擔愈來愈重,特別是在敵我意識如此高漲的年頭,假若你所發出的批評沒有清楚指向敵人,甚至提出我方也要反省,那你就隨時有被當做敵人的風險。然而我只是一個社運出身、關心政治及愛在茶餐廳讀書的評論者。而我認識許多朋友、前輩,他們在寫作和閱讀方面都比我寬廣和通透不知多少倍,只是一旦考慮到提出這類不中聽的批評就會很容易使自己捲入網絡上無謂的混戰和謾罵,剩下的多是人格謀殺而非原初提出的反思,他們就都盡量敬而遠之。

想深一層,這是人之常情。只是,隨着網絡同溫層和敵我意識的交互強化,不知不覺,在政治生活中不斷得到壯大的卻是一股同質的部落精神,人們寧可互相迴避和詛咒,而拒絕任何來自外部或邊緣的異見雜音。

久而久之,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而且這些世界之間的交流並不容易,更常常遭到部落中的居民主動截斷。關鍵在於,這些世界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正統和異端地帶,在正統的中心地帶中不斷進行政治意象的自我累積和鞏固,而對於異端或來自外部的聲音則統統擋在牆外。正是在這種意象的自我累積的機制作用下,加上社交媒體技術的加速和強化,政治的部落主義及其封閉性格構成了我們時代的精神狀况,提出異議或不中聽的批評變得異常困難,也注定不受歡迎。

當然,我並不打算自欺地故作清高,我的視野也有很多局限,我甚至無法不受部落的時代精神所影響。正因如此,在這樣的時代,我更強調「思想」的重要。我所謂「思想」,並非指任何既成答案和教條,而是指向一種抽象的定義,也就是「在刺激和反應之間不直接連續的地方」,而這一「不直接連續」之處所產生的距離,就是孕育思想的所在。在資訊爆炸、部落主義和敵我意識相當強烈影響的當下,我們每天無可避免經受種種刺激,資訊的、情感的、既成傾向的、本能的、語言的、事件的……然而思想的意義,恰恰在於主體不讓自己不假思索地隨刺激立刻反應,不讓刺激成為我們作出反應和行動的主宰;反之通過「在刺激和反應之間不直接連續的地方」,即思想、聆聽、咀嚼、解剖及評價那些刺激,來賦予自己不讓刺激操控、產生變化的可能。

再次,這樣說並非表明我已能夠離開種種不假思索的判斷,我必定存在許多盲點,我只是希望成為一個更願意思想的人。這也是我對公民社會的期望。

(標題為編輯所擬,轉載自2018年6月21日及29日《明報》觀點版)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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