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動初探 上篇:選民為何投票?

「撐傘落區運動」是傘運後成立的民間組織,與其他團體一起組成「公民聯合行動」,推廣「雷動計劃」。我們希望藉著《雷動初探》上下兩篇文章,討論計劃背後涉及的概念,以回應外間部份疑問。

現時,外間對「雷動計劃」仍有不少疑問,歸納有三:

1、 扭曲選民意願;

2、 扭曲選舉結果;

3、 有組織地介入選舉十分危險,稍為不慎,可能適得其反,令非建制派喪失更多議席。

第三點更多是技術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1]。至於第一和第二點,其背後對選舉以致投票行為有一系列的假設:選民支持某候選人,於是出來投票,讓他/她當選,而這些選民意願最終會在選舉結果得到反映。 可是,我們需要問,選民的一票究竟表達甚麼意願? 或者更根本地問,甚麼動機驅使選民投票? 另外,選舉結果真的反映選民意願嗎?

選民意願

政治學者Gabor Toka引用「選舉制度比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 CSES)的調查數據[2],就投票行為的動機進行了相當有趣的研究。這裏先介紹幾個相關概念:

表意模式(Expressive model)投票 – 投票的回報內存於行為本身,也就是說,選民是受到行為本身的即時回報驅動而投票的。例如履行公民責任、置身於某政治社群的歸屬感、表達政見、通過投票給某政治取向相同的政黨而肯定自我等等。

工具模式(Instrumental model)投票 – 選民希望通過投票而帶來某種選舉結果帶來的政治後果/影響,那可以是象徵性的,但更多時候是實質的政府政策和表現。在工具模式的投票行為裡,投票的滿足感就好像投資一樣,是延後的,而且是通過選舉結果而間接得來。

Voting(投票) – 包括閱讀和吸收政治資訊(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到票站投票(turnout)、選擇政黨/候選人(party choice)三個面向[3]。Toka認為要三者同時兼顧,才能理解選民的投票(voting)行為。

表意模式和工具模式都是理性行為,而區分兩者有重要意義,因為不同模式的投票(voting)行為,會帶來不同的選舉結果。過往研究和Toka都提出相同的擔憂:如果選民不單在投票(turnout)面向,而且在政黨選擇,甚至閱讀政治資訊方面都受到(或至少部份受到)表意模式驅動,會否最終選擇了與政治理念相違的政黨,甚至在總體上帶來與工具模式投票不一樣的政治後果?

Toka的研究結果非常有趣,概述如下:

1、 出來投票(turnout)的確完全受表意模式驅動

2、 選擇政黨受表意模式驅使,其程度更甚於投票(turnout)

3、 閱讀政治資訊明顯地建基於工具模式

4、 政治制度(多黨制還是兩黨多數制)對投票(voting)模式的影響不大[4]。

Toka的研究表明,在個人層面,選民投票(voting)的動機非常複雜。大部份選民會工具性地吸收和閱讀政治資訊,思考相關的選舉和政治效果。不過,單憑這一點並不足以驅使他/她們到走進票站,在選票劃上一剔。對他/她們來說,投票(turnout)和選擇是表意性的,其本身就是目的,與預期的選舉結果和政治影響並無必然關係。當然,邏輯上也不能反向推斷,說某候選人當選與否,並不在選民考慮之內,只是這並非驅使選民投票(turnout)的最重要原因而已。

選民意願與選舉結果

其實,選民意願,就算是足夠數量選民的意願,也不一定會帶來相應的選舉結果,當中有些概念需要更仔細地區分。投票(voting)行為是個體層面(individual level)的事,選舉結果卻是總體(aggregate level)的,是個別選民行為的綜合結果。選民投票(voting)直接帶來的只是「選票分佈」,也就是個別候選人/名單的得票數字。可是,最終的「選舉結果」,即議席分配,卻不一定與「選票分佈」吻合。當中的關鍵是「選舉制度」,也就是決定「選票分佈」如何落實成為最終議席分佈的方法。 以2012年立法會選舉港島區為例,按照「選民意願」,議席分佈應該是公民黨1.50席、民主黨0.86席、曾鈺成0.78席…… 劉健儀0.38席……,但實際結果卻是由公民黨至王國興都同得一席,劉健儀卻一席也沒有。換過角度,以當年最重要的兩大陣營區分,泛民在港島得票率逾50%,卻只得42.9%(3席)的席位;在新界東則剛好相反,泛民得到56%選票,卻摘下66.7%(6席)的大多數議席,兩者同樣沒有反映「選民意願」。現實上,就算實行比例代表制,都不可能保證「選民意願」沒有「扭曲」,而最末一至兩席的得失,往往有很大的隨機性[5]。 所以政黨參選,從來不單要爭取最多的「選民意願」,還希望窮盡選舉制度,把「選民意願」「扭曲」成為最多的議席。

按照Toka的思考,表意模式和工具模式投票(voting)反映的是很不同的選民意願。如果大部份選民都是表意式投票,他/她們的意願已經在選票分佈中反映出來,但這並不能等同某種intended election consequence。如果把「選民意願」量化為個別參選人的得票數字,那「選民意願」與選舉結果可能出現重大差異,但這差異不能用「扭曲」來解釋。它既源於大部份選民都是表意性投票,也因為選舉制度帶來的隨機性,就算擁有極強工具性投票意欲的選民也無法完全掌握。其實,香港立法會選舉最大的扭曲從來在於功能組別,因為它違反票值(基本)相等、開放參與等基本原則,也讓北京繞過選舉規範,操控選舉。

「雷動」的意義

因此,雷動計劃的意義在於兩方面。「策略選民」部份鼓勵選民考慮候選人的當選機率,也就是把投票(voting)行為由表意模式轉為更多地以工具模式驅動,而這兩者皆是選民個人的理性選擇,談不上扭曲。「雷霆救兵」則對應選舉的遊戲規則,即總體層面上每區最末一至兩席的選舉結果,減低當中的隨機性;而且「救兵」本身也不過是一群帶有很強工具性投票動機的選民,表達的是這一類選民的投票意願。他/她們關注總體政治影響甚於個別政黨名單的得票,因而可能做就與表意式投票不同的選舉結果 – 這不但符合投票的行為邏輯,也沒有違反選舉倫理。另外,Toka談及,表意性和工具性兩種投票模式可能會帶來政治信念相反的選舉結果,情況一如2012年新西及港島區。如果雷動計劃有效,是否就能拆解「選民意願」和「選舉結果」的潛在矛盾?

根據Toka的分析概念,選民受表意模式還是工具模式驅動,其實是預期選舉結果的差異(即甲黨還是乙黨勝出)(B)、個別選票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力(P)、投票(voting)成本(C)、投票(voting)本身的滿足感(D) 四個變項的價值對比。若選民覺得B和P的數值非常大,大於C和D,他/她便是工具性投票者。相反,若選民認為D的數值(即投票本身的滿足感)比其他變項更高,他/她便是表意性投票者。

問題是,一般選舉(不論多數制還是比例代表制)的選民基數最少數十萬,甚至上千萬,因此,個別選票的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即P的數值非常低)。單從常理推想,也不難理解為甚麼到投票(turnout)和選擇政黨時選民多傾向於表意模式。不過,個別P的數值並不單單受制於龐大的選民基數,還可能源於選民各自分散、選舉資訊不足等原因。理論上,如果能夠讓選民掌握充份而準確的選舉資訊,集結力量,應當會大大提升P的預期數值;而又如果B的數值也非常大,即甲黨還是乙黨勝出對選民有重大差異,便足以驅使選民以工具模式投票。

因此,說雷動計劃是一個「充權」的社會運動,並不單從概念上而言,還指向一個具體方法(公民聲吶) 把分散而又力量微弱的選票集結起來,令個別選民發揮更大的政治影響。策略上,雷動計劃需要更多說明「立會過半」可以帶來的政治願景(提升B的數值),同時令選民相信,只要集結力量,訊息流通,這個願景是可以達到的(提升P的數值)。

下篇預告:策略性投票

最後,必須說明,雷動計劃強調的是策略性投票,而策略性投票是另一個概念。它固然多數依從工具行為的模式,但並不必然。例如,某選民可能對任何政黨都沒有偏愛,他/她只偏愛戴耀廷;又或者只想表達對建制派不滿,甚至只為享受「雷霆救兵」的充權感覺,因而參加雷動。這一類選民雖然進行策略性投票,但其行為仍然是表意性的。限於篇幅,策略性投票的概念留待下篇續談。

延伸閱讀

Toka, G. (2009), “Expressive Versus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of Turnout,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Learning”,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因篇幅過長,本文是濃縮版本。原文請參看「撐傘落區運動」網頁https://umbrellablossom.wordpress.com/2016/07/16/%e3%80%90%e9%9b%b7%e5%8b%95%e5%88%9d%e6%8e%a2-%e4%b8%8a%e7%af%87%ef%bc%9a%e9%81%b8%e6%b0%91%e7%82%ba%e4%bd%95%e6%8a%95%e7%a5%a8%e3%80%91%e5%b9%a1%e5%85%a7%e5%85%92%e6%92%90%e5%82%98%e8%90%bd/ )

[1]「雷動計劃」的數據採集及分析工作由民間組織「公民數據」負責,其代表對此信心十足,理由如下:(一) Telegram的系統設計,駭客難以入侵;(二) 系統技術能夠辨別個別投票人,追踪其投票意向,防止對手滲入,干擾數據;(三)「雷動聲吶系統」是個大數據項目,並非抽樣民調。如果調查的數目足夠,足以掩蓋統計學上的偏差。

[2]CSES於1994年創立,目的在於進行跨國調查,研究政治制度對政治行為的影響。本文引用的Toka研究建基於CSES於1996年至2002年期間進行的首階段調查數據,當中涵蓋33個國家的45次選舉,包括香港於1998和2000年的立法會選舉。

[3]按Toka原文,voting包括turnout、party choice、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三個面向。Turnout一字有「走出來投票」的意思,較難翻譯,通常都與voting同樣譯作「投票」。因此,為免混亂,本文提及投票時,會用括號加注,說明指的是turnout還是voting。

[4]由於缺乏相關資料,Toka這一部份研究並未納入香港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數據。

[5]港式比例代表制比實行的是最大餘額法,但就算換了最高平均法、D’Hondt method、Sainte-Lague method等方法,也同樣不能確保議席分配符合選票分佈;而常識告訴我們,如果換成多數制,只會浪費更多選票,議席分配也會更不符選票分佈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