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宇言:暴政下,只有一人逆權並不足夠

韓國電影《逆權司機》(A Taxi Driver)以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為背景,講述一位的士司機如何協助一名德國記者走進被軍方封鎖的光州市示威現場,令當時政府以各種殘忍方式殺害手無寸鐵平民的過程得以曝光,事件真相逐漸浮面成為韓國民主發展的一大里程碑。曾經在《逆權大狀》(The Attorney)飾演律師的影帝級人馬宋康昊再度演出有關韓國真實歷史的電影,繼續表現其出色演技。

《逆權司機》在韓國國內上映一舉成為全國最多入場人次電影,證明這類回顧歷史真實事件的電影在該國相當有市場價值,更間接引起現任總統文在寅下令重新調查當年事件真相,再次證明電影不只有娛樂功能,也是推動人類文明的一大工具。對比中國今年暫時最高票房的《戰狼II》卻是一部大賣愛國情感、民族主義的電影,不計《戰狼II》,其他關於歷史的電影也是「建國、建黨、建軍」之流的系列,這些電影不單粉飾國家強大,更為過往的歷史塗脂抹粉,根本沒有直視真正的歷史。其實中國發展以來有很多事件如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值得像《逆權司機》還原搬上大銀幕,只是這些事件卻成為中國現時的敏感詞,注定無法成為主流電影的內容,更顯得極權政府與民主政府對待藝術表演或作品操控之分野,在中國根本沒有太多創意空間,而韓國部分電影工作者則無懼封殺,將過往關於政府壓迫的事實搬上大銀幕,反映極權社會和民主社會之下藝術創作空間的分別。

再回望我們身處的香港,近年的電影題材越來越狹窄,大部分電影工作者都迴避敏感題材甚至投身拍攝各種販賣愛國情操的故事,靠攏北上的合拍片亦避不開各種審批程序引致創作空間萎縮,因此只有少部分留在本港的編導會拍攝我城近年各種政治氣候、社會癥結的題材,只可惜主流戲院又多會避免放映。面對如斯環境,其實《逆權司機》是一部能讓港人反思甚多的電影,由電影引發事件背後的真相調查、以至當地人民追求民主進程的血與淚、還有台前幕後以此為拍攝題材的用心,同時亦反映文明社會對待歷史事件的應有態度,統統都值得我們借鏡,光州事件讓我們知道民主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坐著空談,更多是靠眾人無畏無懼的犧牲才能成就。過程中的士司機和記者的英勇行為也許僅是做到職業的基本,即的士司機收取車資便需要安全地載客到目的地;記者主要職責就是報導不同事件的真相,但何以一位外國記者當上英雄,實為當時國內傳媒畏懼和怕受牽連而不去報導事實,結果助紂為虐,軍隊可以肆無忌憚用不同武力鎮壓,致使在那個極端時刻,兩人的行為顯得珍貴,同時當時政府已經怋滅人性,兩位主角以及一眾大學生和其他司機市民對比之下展露人性最根本的一面,當人們看到其他人無辜地遭殺害,那怕本來是什麼立場都會生出惻隱之心。

電影中宋康昊飾演司機「金四福」的一百八十度性格轉變是一個生動例子,本來以為生活只要有安穩收入,其他事情顯得微不足道,只是當他在光州目擊種種殘酷事實,讓他知道安定生活並非必然,也知道有人正為國家努力爭取權益,人生不是只有賺錢一面。至於他最後為何特意留下假名讓記者不能再找到他致謝,或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只是盡職並非英雄,又可能如現實中這位司機回到家後的一句話「為何可以這樣殺害人民?」,他對國家已經失去信心,只求避世不問世事。德國記者則表現自身行業的最崇高宗旨和敏銳觸覺,當他知道韓國封鎖消息便感到暗藏危機,但是明知危險也要親赴光州現場捕捉真相,絕對值得後世尊敬。一眾大學生當時除了拋開一切抗爭到底,當然令人聯想近年香港的情況,大家本質上都是一致,在電影中其中一位學生的夢想是參加唱歌比賽,其實世道安定又會有誰人會走到街頭示威,只是面對無理壓迫令一班學識之士不得不走出來。另外一班後勤支援的司機,他們知識水平普遍不高,但還是知道何謂對錯,仗義亦無分身份貴賤,所以這次光州事件正正反映民主進程不是一兩個人付出就可以完成,而是透過不同階層的人士出心出力才能成就。

最後值得一提是導演張勳,他曾經在2011年推出同樣以韓國歷史(朝鮮內戰時期)為背景的電影《高地戰》(The Front Line),當時已見導演在電影中對時代呈現相當考究,今回他的作品再次代表韓國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逆權司機》在呈現時代感方面與其前作不惶多讓,由配樂、選曲、服裝和道具都相當用心,亦可見韓國希望以本土歷史真實的作品代表國家出戰國際獎項之心思。當然本片有些情節離不開煽情地處理,然而電影或現實中往往需要戲劇性發展來觸動人心,人心思變才能改變形勢,產生勢不可擋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