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辯論得來不易

英國首相文翠珊於上周二突然宣布,將原定於2020年的大選提前到今年6月8日舉行。國會將於5月2日解散,各黨亦將展開拉票活動。英國的電視台擬舉行電視辯論,邀請各黨黨魁參加,但文翠珊卻表明拒絕出席,她認為落區接觸選民更加重要。此舉遭各在野黨非議,工黨黨魁郝爾彬批評文翠珊逃避正面交鋒,自民黨則要求屆時為文翠珊安排一張空櫈,以作抗議。

為何文翠珊拒絕出席辯論?

為何文翠珊拒絕出席辯論?相信沒有人會認為,真的是因為她要忙於落區而無法抽出一兩個晚上出來辯論,把問題在公眾面前講清講楚。反之,只要大家看看最新民調結果,保守黨支持率達48%,比起主要對手工黨的24%,領先超過20個百分點,在大選中正佔壓倒性優勢時,大家便不難理解箇中原委。

其實,執政者大權在握、順風順水時,抗拒出席電視辯論,史上例子多的是,怕選情橫生變數也。

在朝在野兩副面孔兩種態度

今回工黨在野,攻擊文翠珊逃避辯論,但其實10多年前,2001年大選,當時工黨卻換轉身分是執政黨,首相貝理雅如日方中,但卻拒絕了大選電視辯論這個主意。工黨的傳訊部門主管Lance Price擺出如此官腔: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V debates between the leaders will significantly add to the public’s interest in o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and indeed we fear that the media’s focus on process not policy may lead such debates to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of that intended.」

工黨元老Margaret Beckett亦為貝理雅護駕,辯稱英式政治與美式政治不同,重心是政黨,而非個人,因此恍如「個人表演」的美式電視辯論show,並不符合英國國情。貝理雅亦補充,美國總統是通過直選產生,而英國首相則是通過間選。

但其實歸根究柢,當時貝理雅聲望如日方中,民調顯示工黨正遠遠拋離對手,作為執政黨領袖,最佳策略是穩紮穩打,實無必要以身犯險。况且,雖然兩大黨的黨魁辯論是英國國會內的「家常便飯」,但在大選中,與對手平起平坐、抬舉對手,那又是另一回事,還是可免則免。更何况,這還會惠及第三大黨自民黨,一起平起平坐。

白高敦當年「孤注一擲」讓辯論成事

到了2009年10月,英國三大電視網絡——BBC、ITV及Sky,再次力主舉行黨魁大選電視辯論,在野兩大黨黨魁——保守黨的卡梅倫以及自民黨的克萊格,立即爽快答應,但工黨首相白高敦卻猶豫不決。天空電視使出激將法,說無論如何都會舉辦這次辯論,哪個黨魁不出席,他們就會為其擺出一張空櫈,讓其丟臉。

最後,白高敦還是妥協。關鍵是,當時執政工黨民望落後於對手在野保守黨,於是白高敦有「孤注一擲」的僥倖心態,期望透過電視辯論翻身。這才讓英國在2010年終於出現了該國史上第一次的大選黨魁電視辯論,由白高敦、卡梅倫、克萊格同台交鋒。但電視辯論卻救不了白高敦,最後他還是輸掉大選,且在辯論中還被評價為3人中最差。

英國雖是走向民主和政治現代化的鼻祖,但談到大選電視辯論這個玩意,卻比起美國晚了50年。其實,如果翻看美國電視辯論的歷史,也不難看到類似當權者抗拒辯論的往績。

尼克遜「一朝被蛇咬」

1960年,尼克遜因為美國史上首次大選電視辯論,而爆冷輸了給甘迺迪。當初本來因為1959年「廚房辯論」而壓倒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因而對於辯論自信滿滿的尼克遜,一下子變成了驚弓之鳥,「一朝被蛇咬」,往後再拒絕參加,令隨後幾屆大選的電視評論都難以成事。

直到1976年大選,才出現了轉機。當時是由現任總統福特對挑戰者卡特。福特不單當時民望低迷,而且因為從來沒經歷過大選洗禮(他從眾議院領袖出替貪污的安格紐接任副總統,再接任因為水門醜聞下台的尼克遜而當上總統),因而缺乏認受性,所以期望透過這場辯論而翻身,但結果卻如白高敦般失望。到了下一屆大選,卡特朝野身分換轉,上屆他在野時極力要求辯論,以挑戰在朝的福特,到自己變了在朝時,也不好意思變臉,只得繼續玩下去。

從中可見,電視辯論,即使在民主社會,也實在得來不易。但一旦辯論辦了幾屆,當公眾有了期望,成了一個政治傳統,那辯論也就會一直辦下去。

「破局」、「成局」端視乎六大因素

學者Judith Trent及Robert Friedenberg在Political Campaign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一書中剖析,在成為一個悠久的傳統之前,大選電視辯論之「成局」抑或「破局」,在乎六大因素:

(1)這是否一次選情吃緊的選舉?如果一方覺得勝券在握,因而有恃無恐時,成局機會便大減;

(2)辯論會否對候選人帶來好處?除了估量自己勝算之外,還會看看民意和輿論對電視辯論有多大渴求;

(3)候選人對自己的辯論能力有否信心?如果一方不擅辭令,當然會試圖盡量藏拙;

(4)是否只得兩名主要候選人在競逐?如果是「三分天下」,甚至「七國咁亂」,破局的機會也大增,因為不確定性太大,候選人尤其會擔心,當中會否有對手私下結盟,在辯論中以眾凌寡;

(5)候選人是否覺得自己對辯論的各個環節已妥為掌握?例如,有些候選人擅長正襟危坐的辯論,另外一些則較擅長如town hall meeting(市民大會)這類較為活潑的辯論形式,要看雙方能否取得共識;

(6)是否現任總統/總理?如果是的話,一方會認為自己過去已有足夠多的媒體曝光機會,無謂給予對手機會,更何况現任通常要為自己的政績辯護,容易落入守勢,相反挑戰者則較少包袱。

看了這6個因素之後,相信大家大概明白,因為哪幾個因素,而導致文翠珊想逃避辯論。

多得曾蔭權才有選舉電視辯論

說回香港。如今大家之所以有機會看到類似辯論,實在要多謝曾蔭權,因為就是這名前特首,當年大膽接受這個挑戰,主動接受在特首選舉中引入電視辯論,才踏出了這民主的一小步。

董建華年代,以他老人家的脾性,當然不會肯和別人同台辯論。直到2007年特首選舉,在朝的曾蔭權對在野的梁家傑,當時,不單在選舉委員會裏曾蔭權「穩坐釣魚船」,在選舉民調裏也勝八比二,如果回顧前述6點,他實在找不到理由為自己平添麻煩及變數,破格引入辯論。但結果他卻做了,為香港特首選舉樹立了先例,讓這個傳統延續至今。到了2010年政改,他更引入朝野政策辯論的先例,大膽對余若薇。雖然後來被輿論笑作「傻仔」,結果輸「七個一皮」,甚至連北京也頗有意見,但以民主的尺度而言,他確是做了一件好事。只可惜朝野政策辯論在香港成不了慣例。

今天的曾蔭權,現時已成了「落水狗」,一沉百踩,彷彿7年任內一無是處。但當然在房屋和樓價問題上他難辭其咎,但其實他也為香港做了不少好事,最低工資是一例,而引入辯論也是另一例,不能把他全盤否定。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原文載於2017年4月27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