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健:記者是扼殺言論自由的兇手?

韋健:記者是扼殺言論自由的兇手?

((相片來源:Johnny Leung@USP 社媒))

這一年來,很多關乎傳媒界被收緊言論自由的事發生,例如《明報》換總編輯、《信報》抽走「獨眼新聞」稿件、《am730》和《蘋果日報》先後被抽廣告、以及商業電台李慧玲先被調職再被解僱、劉進圖被斬案,令部分香港人擔心自由大倒退。

但很詭異的是,我們看不到一個具有組織性、由傳媒界本身自發的應對和反抗行動,而相關機構的很多前線員工更默不作聲。即使好像《明報》有多位員工聯署並穿黑夜示威和集會,但最後也無疾而終,只好等待三月換總編的日子。很多香港人對他們非常失望,甚至有人譏諷他們是沉默羔羊。

觀乎全球傳媒機構,近似的事件時有發生。例如臺灣的中國時報集團,早幾年被親北京的旺旺收購,當時的傳播學界發起連署譴責旺旺,在短短三天之內有二十三間院校、和百多名學者抗議,還有反媒體壟斷大遊行,但是在《中時》、中國電視公司和中天電視的員工卻似乎沒有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該集團最後被收購,而《中時》到最近被無國界記者點名批評其對臺灣的新聞自由構成威脅。

難道這是說記者就是助紂為虐,扼殺言論自由的兇手?

一九五五年,美國的社會學家布里德(Warren Breed)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新聞室的社會控制」這概念,明確指出在傳媒機構之內有一隻無形之手控制。那隻無形之手不是源自外部,而是內部的「新聞室政策」,即是內部規範、編採寫方針。

布里德還指出,一位新入職的記者或許會有滿腔熱血,想揭示社會的不公,但受傳媒內部規範的制肘,他們通常事與願違,不過要為求保著飯碗,寧願乖乖地遵守規範,跟著裡面的方針做人。除了飯碗,他還臚列一些理由支持其觀點:

一、渴望上位:有些記者想升職,就會乖乖聽話,便可平步青雲。

二、無形待遇:做記者除了薪金,還可以藉機接近達官貴人、達成虛榮感等無形待遇,這已滿足部分記者了。

三、新聞追逐賽:新聞報導分秒必爭,還哪有時間理會內部政策的漏洞?

以上觀點,大致描繪到記者受到社會化的過程。這詳細補足朱凱迪早前提出的「私人機構事務外人無權置喙」和「換總編輯是平常事」的兩大理由。

將理論放在香港現今情況,就可以解釋為何記者寧默而生不鳴而死的原因。記者不搞大型活動是因為擔心會觸碰傳媒內部禁忌,擔心觸碰是因為這會招致秋後算帳,而秋後算帳往往是老闆決定,這是導致記者就範的最佳武器。有了這尚方寶劍,老闆就可以自由地做商業決定,換總編不需過問下屬,想靠攏當權者愈來愈容易。

記者「工資低工時長」,但能夠擴闊自己的人際圈子,大多數記者都只會視其職位為進入公關或者其他高薪職位的踏板,只要捱了幾年,過了海便可成為神仙,挾著工作經驗另謀高就。就如朱凱迪所說,「工作條件差令不少新聞工作者以從事公關工作為最終歸宿,做公關就不要有稜角,也是不好得罪人。」此乃絕望真相也。

香港傳媒不同於金融地產,是賺錢艱難的行業。但因著其戰略價值,大眾非常依賴傳媒,傳媒就成為了當權者必爭的陣地。傳媒老闆也是為求利益,就選擇依附當權者,而記者為求安樂茶飯,不得不遵從老闆決定。就這樣由上而下,記者只不過是老闆的代罪羔羊。如果老闆的決定是關乎言論自由的存亡,記者不去反抗,就只有行幫兇的道路。

布里德的結論指出,記者可以透過向有權決定政策的出版人施壓以解決問題,但這放在香港就不可行。看完前輩羅恩惠〇九年的分享之後,就更確信這情況將會持續下去。除非記者本身主動出擊,否則靜等傳媒沒落,除此兩條路外,就無其他。

延伸閱讀:

香港獨立媒體:編輯室周記:從明報事件面對商業傳媒通病(朱凱迪)

傳媒透視:犬儒與病態—一個前TVB記者的自省(羅恩惠)

原文載於作者網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