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供應 50年不變?

常言道「民以食為天」,我們今日見到樓下看更仍會以「食咗飯未啊?」打招呼,亦會為大陸版《深夜食堂》的荒腔走板而搖頭嘆息,可見這說法從未過時。食物議題同時是中港矛盾的一大焦點:一方面港人對大陸食物安全的信心早已崩潰;另一方面不單止中共時常強調港人應該對供港食物感恩,大陸民間也瀰漫着認為港人不知足的厭惡。適逢主權移交20年,就一同梳理這個對每個人都切身又陌生的食物議題。

香港食物來源正在巨變

根據政府數據,香港有九成食物要靠進口,最大來源地是中國大陸,以蔬菜、豬肉、牛肉及淡水魚類等鮮活副食品尤甚。稻米及海鮮類以東南亞為主,冷藏肉類就大多來自巴西及中國,生果類就來自美國及世界各地。當然這些比例會隨時局變動,例如今年春天爆發的巴西「黑心肉」事件,必然減低該國進口比例。雄霸香港食米供應半世紀的泰國,早幾年也因天氣不穩及出口政策變動而幾乎被越南超越,但大米總進口量就因港人日漸多食菜肉麥麵,而沒有隨人口增加。

最有趣的莫過於是活雞。香港目前的活雞自給率竟佔95.1%,大陸進口只佔少數嗎?大家要看清楚是「活」雞,港人自從爆發禽流感就紛紛轉吃來自大陸的冰鮮雞,同時近年的禽流感大部分在大陸爆發,中港一直爭論檢測標準而幾乎暫停供港,香港活雞就獨霸市場。筆者曾建議政府乘機停止輸入大陸活雞,並復發禽畜養殖牌照,讓冰鮮雞及活雞分流杜絕交叉感染,可惜一直未有回應。簡而言之,食物政策絕非單純的市場供求,同時受到天災人禍、政治、衛生標準及飲食文化等因素左右。

供港食物是會斷鏈的

香港這片福地,又真的遇過糧食不足的日子嗎?二戰過後,香港不少食物都由本地生產,在原居民生產為主的稻米漸被泰國進口取代之後,農地漸被南來難民承租去種植專長的蔬菜。在港英政府透過設立生產合作社、蔬菜統營、技術支援研發及連同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即嘉道理農場的前身)改善農村基建下,新界的蔬菜產量能在人口已過300萬的1960年代滿足香港近半的需求。與此同時,中共也在1962年設立「三趟快車」,從武漢、上海及鄭州將鮮活冷凍食品經鐵路供港,開闊了廣東省以外的大陸鮮活食品來源,各種供港食品就由五豐行代理。這狀態一直穩定到1967年。

50年前的今天,香港社會正值左派暴動的水深火熱之中,相信大家對滿街「土製菠蘿」都猶有餘悸。當時除了暴力事件之外,還有一幕鮮被提及的「4日大罷市」。1967年6月29日的《大公報》頭版寫明,各界鬥委會呼籲工商界加入聯合大罷市,並表明「所有引起的一切不便,唯港英是問」。左派商販就算供港食物抵港,都任其腐壞而不賣,令食物價格一時飛漲,民怨四起。類似事件在半年前於隔岸發生:1967年1月廣東省政府禁止向澳葡輸出糧食及食水,成功逼令澳葡政府驅逐國民黨等,其後澳門被喻為「半個解放區」。

完全沒有大陸供港食物的4日間,新界農地也風起雲湧。當時有左派背景的合作社加入罷市不賣菜,幸好集合大多數菜農的菜聯社堅持供應新鮮菜,由新界運菜出九龍途中更有警察押送。同時港英政府有為白米這主糧作兩個月的儲備,令市民不致捱餓。1967年7月2日,左派宣稱大罷市「勝利結束」,但左派商販復市時不少都埋怨抗爭不成,反而大減市場佔有率。港英政府其後也在漁農處年報等刊物,表明本土農業對食物供應穩定的重要。但在急速城市化及香港前途明朗化之下,香港農業始終在1980年代大陸開放供港食物市場後式微。

大陸供港蔬菜在九七前後也經歷重大轉變。隨着取消供港配額,香港蔬菜的淨進口量由1990年的260,390噸,急升逾倍至2000年的597,550噸。在本地生產持續下跌之際,蔬菜自給率也相應由30.1%跌至6.6%,2015年更只剩1.8%。除了蔬菜,特區政府也在2002年將大米的儲備降至15天。總之香港專注搞金融地產賺大錢,就自然能向愈來愈遠的地方買食物,完全符合經濟分工的論述。

香港已不再英屬,冷戰也早已結束,重提「六七大罷市」是希望港人居安思危。隨着人民多食肉、農地被城市化及污染,中國的食物自給率已跌至九成。2008年的華中大雪災令交通癱瘓,多處城市食品價格暴漲,時任總理溫家寶強調「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要各大城市確保食物自給率。近10年隨着市民消費力大增及人民幣升值,不少供港菜場都將菜先賣給有價有市又省運輸經銷成本的鄰近城市。現實一點說,半條彌敦道都為人民幣服務時,香港人憑什麼認為自己吃的食物應該比大陸人好呢?

六七及九七對食物政策的啟示

為何近來有大型連鎖店賣「8蚊3斤」的菜心,零售價能夠比同期蔬菜統營處的批發價平一半?有多一重抽驗的蔬菜統營處批銷量由1997年的51%跌至去年只剩14.2%,究竟20年來蔬菜是如何由農夫交到我們手上?驗菜的標準誰定?香港有超過4000公頃荒廢農地又能種多少?食物由生產、運輸、銷售、加工及廚餘等種種問題,都要透過了解香港的食物系統(food system)去解答。

我們習慣了問「點解咁貴?」,也許現在更要問「點解咁平?」,認清食物系統中種種隱藏的成本,為每日放進口的東西爭取多點主導權。

參考資料:

(1)陳煜禮(2007)〈香港農業合作運動研究——以蔬菜產銷合作社為例(1945-1997)〉,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

(2)張家偉(2012)《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

文:劉海龍@本土研究社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