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1960

《冬戀》男女主角邂逅的情景

香港‧1960

「香港‧1960」大會合照

香港‧1960

香港藝術中心出版

二○一六年三月十二日,我們十八個對香港六○年代有興趣的研究者,聚集在嶺南大學,得到大學教資會的資助,舉行了一場跨學科的研討會,名為「香港‧1960」。雨傘運動發生後,我們不時會在報刊上看到一些文章,比較六○年代與當下的情况;六○年代彷彿成為了一面鏡子,讓我們反照今日的香港。這幾年來,身邊的學生和朋友對這躁動的年代興趣大增,以這為題目的功課也增加了。一九八○年代是香港黃金時期,但好像離我們很遠了;有趣的是,離我們更遠一點的六○年代,它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反而成為了我們反思當下的起點。

不少有關香港六○年代的討論,多集中在一九六七這個年份,尤其以暴動為分水嶺。然而,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六○年代經驗,反而不全是政治的內容。一九九五年何慶基在藝術中心策劃了一個,名為「香港六十年代||文化認同、身份與設計」的展覽。展覽展出了很多六○年代的生活物品,從衣食住行出發。這個異常有趣的展覽,目的是希望在九七大限前尋找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正如田邁修和顏淑芬在展覽場刊中寫到:「香港的文化身份在六十年代塑造而成,當時這片土地首次跟中國逐步分離;今日,香港快要回歸大陸了,回顧這些三十年前的影像,從中我們可以又能認出自己來?」此時此刻,重讀這段文字,感慨萬分;重新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又會得到怎樣的答案?

六○年代上承五○年代較貧窮與保守的文化,下開七○年代反叛與多元;從南來文化到本土文化的形成。這種承傳與開拓,是我們這研討會希望能達至的。與一般的學術研討會有點不同,我們這次以作品為單位,嘗試討論作品對時代的影響或藝術的貢獻。十八個人所選擇的作品橫跨不同範疇,包括小說、電影、翻譯、書法、繪畫、戲曲、報紙連載、文藝雜誌、電視節目等等,往後編輯成書時,還需增加更多項目。我記得,一年前我和研究唐滌生的陳素怡說,我們希望從一九五九年的《再世紅梅記》開始。唐滌生在首映當晚不幸逝世,往後,香港粵劇界再沒有出現好像唐滌生這樣劃時代的才子,而他的逝世亦代表了粵劇的普及性開始減弱,讓步給新一代的流行文化。

我們共選擇了三十個作品,從粵劇《再世紅梅記》(1959)到電影《昨天今天明天》(1970),這可以看成是另類書寫香港文化歷史的方法。這種方法希望可以同時包含了研究者的個人性和歷史的普遍性。讓我試舉當天的一些題目:舒琪以《英雄本身》討論六○年代社會寫實電影的特色、麥欣恩以電影《愛的教育》討論華文教育的狀况;宋子江以《美國詩選》討論現代主義的形成與右派文化、梁淑雯討論香港《文匯報》在文革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吳美筠討論文社潮的現象、羅淑敏討論書法家曾榮光、魏艷討論文學雜誌《海光文藝》、劉燕萍以《鳳閣恩仇未了情》討論粵劇的發展、梁旭明討論無綫電視的青年人節目等等。經歷了整天的發表,大家好像走過了六○年代,我們當中真正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其實不多,這天算是一種穿越吧。

「無端端」:香港式荒誕的開始

如果五○年代是集體的年代,六○年代是個人的開始。我曾在某會議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名為〈壓抑年代的開始:卡夫卡與香港文學1960-1970〉,文章追溯至香港文學雜誌《紅豆》在一九三五年已經有譯介卡夫卡的作品。然而,在藝術的影響和實踐上還要晚一點,因為華人社會的結構一直是集體性的,卡夫卡那種個人的、荒誕的處境總是格格不入。到了六○年代,無論在小說,甚至在大眾媒體的電影中,我們都開始看到一些很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存在狀態。

楚原和龍剛是六○年代重要的香港導演,他們的《冬戀》(1968)和《飛女正傳》(1969)等都是暴動後的香港社會寫實電影,非常有代表性。但這次我以楚原一部較主流的電影為例子,以香港電影出色的小市民喜劇類型,帶出電影如何呈現暴動前香港社會的敏感神經。電影《神秘的血案》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公映,當時一連串的社會事情已經發生,包括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蘇守忠已經穿上「絕飲食,反加價」的外套、政府頒布宵禁令等等,香港社會開始進入暴動的倒數。屬於大眾娛樂的香港電影如何回應社會呢?

《神秘的血案》是關於男主角張英才,他是一個平凡不過的洋行小職員。一天,在一個平凡的下班的日子裏,他捲入了一件血案。他被誤會為殺人兇手,但他完全不明白為何老闆的屍首會在他家中。他和女朋友南紅,逐步與社會隔離,他們感到自己的行縱被監視,他們開始懷疑每一個人的身分,不相信表面的事實。

電影中張英才和南紅有一段對話是很有意思的。正直的張英才說:「這晚發生的事情都是無端端的,不知為何?」聰明的南紅說:「我認為今晚的事情,不會是無端端的……」卡夫卡的小說人物,也經歷了很多「無端端」的事情,例如無端端變成一條蟲,無端端被審判,而小說要告訴我們這一切無端端的事情,其實是由荒謬的體制所控制著的。《神秘的血案》雖是偵探喜劇類型,但目的絕不是告訴觀眾誰是兇手。電影強調小市民活在不安的情緒中,無論在外或在家,他們都是受到監控,就算最後案件水落石出,電影最後的一個鏡頭,我們還是看到鄰居在偷窺主角,不安的感覺延續下去。面對動盪的年代,六○年代的香港電影導演以他們的方法回應社會,在類型電影的包裝下,別有意思。

陳慧的朦朧寫實

討論六○年代的另一路徑是研究後世如何重繪這個年代。最近出版的《年代小說.記住香港》一書,陳慧就負責書寫六○年代,她的短篇小說〈日光之下〉,寫於二○一三年的夏天。看完小說,我感到陳慧的六○年代既朦朧又寫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感受。

小說的背景設於暴動前後的香港,街道上出現炸彈,社會上有工潮。我們可以看到具體的生活細節,直接帶我們走進六○年代,例如廣播劇、VSOP、肺癆病、披頭四等等。小說主角一家是上海人,爸爸在報館工作,是小康之家,讓人想到電懋電影的世界,但小說更貼近香港社會現實。小說寫到傭人在佐敦道的新大廈乘坐電梯時嚇暈的一節,既搞笑又真實。這些都是作者為六○年代着色而用的寫實筆法。

有趣的是,小說縱然有這麼多六○年代的文化符號,我們還是感到小說有一種朦朧的感覺,好像是在夏天隔着白紗的回憶。小說中的愛情是虛寫,三個大學生各有個性:女主角杜雲裳敢愛敢恨、程緯是貧困的社會主義分子、安達賢是有錢少爺。三個主角中,我認為寫得最好的是安達賢。杜雲裳喜歡程緯,一見鍾情,但這只是一廂情願。其實他們兩人都正陷於人生的漩渦中,女的在愛情中,男的在社會運動的。六○年代的有錢少爺,一般都是負面人物,但當杜雲裳經歷了向程緯慘痛的表白後,安達賢這樣跟她說:「畢竟沒有多少女孩有膽量跟自己喜歡的男人表態,未來就是屬於你這類人……」這句話是相當感人的。漫不經心的安達賢,看似在說風涼話,但他實在關心杜雲裳,這人物層次豐富,讓讀者有想像。

無論是評論或是創作,我們為何如此努力重繪這個隔着塵的六○年代?當下的視野變得如此模糊的時候,我們不妨擦一擦眼睛,嘗試從另一角度看,或許可以看得清楚一點點,或許。

(合照由阮智謙提供)

文:黃淑嫻

編輯:袁兆昌

原文載於2016年5月16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