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可以從台灣原住民身上學到的東西

「土地沒了,家也沒了,我們要到哪裡去?」——阿美族長者對孫子說的話 。

幾年前,台灣原住民阿美族女性舒米如妮在花蓮石梯坪海岸邊的部落,她的故鄉,希望復育此地荒蕪已久的田地,期待重新尋找人與土地的關係。

這是一個很美麗的所在,旁邊是藍到清澈的太平洋,但因為之前人口外移和政府休耕政策,土地荒蕪了,過去阿美族部落傳統的互助合作精神也受到侵蝕;然後在過去幾年,這裏是大量觀光的陸客、民宿與飯店的興建,與飈漲的土地價格。

彷彿這個土地不是給人居住的,而只是為了外來觀光客的觀看而存在的。

舒米如妮說服部落的族人,一起努力修復水圳、開始耕作。現在,這裏生產的「海稻米」是有名的稻米產區。

這個浪漫的故事不是電影,卻被拍成一部動人的電影。影像工作者勒嘎.舒米將媽媽的努力拍下了一部紀錄片,被導演鄭有傑看到,受到很深的感動,於是兩人合作改編了這個故事,並加入更多過去幾年在不同東岸原住民部落的遭遇,執導了一部電影《太陽的孩子》。

我用了一包面紙觀看這部影片。

說追求正義 卻忽視原住民

在這部片裏,一方面我們看到許多熟悉的畫面,那是過去這幾年在台灣東海岸、在農村、在原住民部落爆發的議題;另方面我也不禁感到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教育體制和大眾傳播體制,對原住民的文化、歷史、生活、他們的價值與信仰,是多麼陌生,充滿多少誤解,而他們是我們這個在土地上的家人,甚至是最早在這裏建立家園的家人。

台灣民主化將近30年,彷彿以為自己很民主了,但這個社會最早住民的土地、語言文化、生活方式仍然受到不公正的擠壓與制度性的歧視;我們說要追求轉型正義,矯正過去邪惡體制的不公義與壓迫,但卻忽視長久以來被更嚴重殖民的原住民。

《太陽的孩子》之所以讓這麼多觀眾流下眼淚,是因為每一個細節的背後,每一個問題所蘊含的,都是歷史累積深厚的不正義,都是現實的巨大矛盾。有一段情節是主角巴奈在專家學者面前說她小時常參加演講比賽,台下的評審往往會驚訝地發現她講話沒有原住民口音,「然後我就會得獎。甚至獲得了一個部落之光的名字」,「但我很討厭這個名字,因為這是我很努力讓我變得不要像原住民,而得到的」。此刻她再說一次,「大家好,我叫巴奈」。

在另一段情節,為了農地抗爭的老阿嬤質問要驅離他們的原住民員警說,「孩子,你們的部落在哪?」這是對自己生命根源深刻的提問與追索。

思考人心與土地的價值

原住民面對的不正義不止是歷史的罪惡,也是當下不斷惡化的政經條件。掌權者以為人民幣來了,觀光客來了,人的生活就會變好,於是推動粗糙的觀光發展,蔑視原住民傳統領域,忽視原住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這正是《太陽的孩子》所要抵抗的思維。它要讓我們看見,讓我們思考人心與土地的價值。電影的主要口號是「有一種力量,叫溫柔」;導演鄭有傑堅定地跟我說,「我們的腳就是要踩在土地上,把我們的文化和生態復育起來,站穩了腳步,你們就趕不走我了」。

原住民青年能否改變傳統政治?

影像之外,另一種改變方式是政治參與。也是紀錄片導演的馬躍比吼以無黨籍身分參選立委,提出許多關於原住民的迫切議題,並試圖改變原住民和主流政治間的政治文化。長久以來國民黨以一手壓迫,另一手資源補助的方式建立起一套侍從主義統治,後起的民進黨原住民政治人物也大多落入既有的政治邏輯。許多人認為,沒有資源的選舉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是,時代正在改變,去年「太陽花世代」改變了主流政治格局,原住民青年世代是否也能改變傳統政治?

無論如何,原住民所遭遇的問題不只是他們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的問題:我們能否真正尊重、平等對待不同人、不同族群,是一個民主體制的起碼試煉;尤其人與土地、人與自然的關係,發展與生態間的平衡,是整個台灣同樣面臨的問題,更遑論原住民比我們更有古老的智慧,更值得學習。

對家園的想像

鄭有傑導演所說,他最初被那部紀錄片感動就是因為他看到舒米如妮對他們的家園長成什麼樣子有一個想像,所以要努力把他們的家園變成那個樣子。而這就是現在台灣缺乏的。

「如果沒有想像,我們就不會有希望,如果沒有希望,我們就不會有勇氣往這個方向走。」

相信,這也是香港需要的精神,並且香港也可以從原住民的智慧與抗爭學習到很多。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