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的成就與挑戰

在回歸10周年時,本人在香港的一份雜誌上撰文說,在確保香港順利回歸和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這兩大目標上,一國兩制是100%成功。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再以上述兩大目標來檢視今天香港在經濟、社會和民生等各方面的成就,一國兩制可以說是超額完成。若要打個分數,更可以得到200%的分數。因為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可以在一個更有利的平台上發展,無論是貼近一個龐大的內需市場,還是在「一帶一路」項目上,香港都佔據優越的戰略位置。

一國兩制超額完成

一國兩制,並不是要把香港由人間變成天堂,市民對政府的要求不斷提高,但這些訴求又不是單向單元,而往往是互有矛盾和衝突,所以對政府施政的批評不會停止。一國兩制的目標是解決香港在歷史發展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在歷史發展中,香港在一段長時間內被分離於國家,其間發展出獨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回歸國家之後,如何保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

這個目標,在回歸前被相當的一些人不看好。回想1997年前的境况,信心危機、移民潮、公司遷冊等,甚至《財富》雜誌以〈香港已死〉為題,判定香港死刑。所以當時對一國兩制的憂慮,不是「多一些公營房屋,少一些公營房屋」等政策上的問題,而是還有沒有香港的「生與死」的問題。

20年過去了,一國兩制賦予兩種不同制度扭合在一起的機會,締造了香港各種奇蹟,經濟蓬勃、法制健全、社會民生安定,讓世界見證了一國兩制這偉大構思的成功落實。許多在1997年前的惡毒預言沒有出現過,1997年前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的走資、移民現象都扭轉過來。現時香港每年移民數字只及上世紀90年代中期高峰的十分之一,比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還低了一大截。已移居外國的市民,不少已經回流香港,這都可以說是一國兩制成功的鐵證。

一國兩制的成功,不止是把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下來,而且是讓香港在發展道路上,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平台。香港百多年來的發展,都不是孤立的獨自發展,而是跟整個大陸母體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在國家經歷不同的階段時,香港就扮演相應的角色。而在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的角色分量就愈吃重。到香港回歸之後,正值國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香港在「一國之利、兩制之便」的優勢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都取得重大的成就。

2003年香港經濟面臨極大的考驗,中央對港推出自由行政策,直接支持了香港的旅遊業和零售業,增加了基層人士的就業機會,令本地失業率下降。過去10多年,中央與特區政府簽訂的多份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協議,為香港商界及專業人士到內地開展事業及尋找商機創造更佳的條件,開拓更廣闊的客源和市場。而香港憑藉中國企業在港上市的機會,成為全球最重要的上市集資市場。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不單解決了前途的問題,更為香港在困境時找到出路,搭上中國經濟騰飛的快車。

總的來說,今天的香港比20年前,方方面面都有進步。1997年香港人均生產總值2.7萬美元,2016年已升到4.4萬美元。2017年2月香港失業率為3.3%,幾乎達至全民就業的程度。2016年中領取綜援的個案已連續60多個月下降至24萬宗,為2001年12月以來的新低。香港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亦由2003年的低點1.5萬元,逐步攀升至2016年的2.5萬元。

誠然,香港在穩步向前的過程中,仍面對不少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既有世界性的普遍現象,也有香港本身制度上的獨特性。貧窮問題、人口老化、年輕人向上流等,此等問題香港有沒有回歸,相信也一如其他先進城市,同樣地要面對。

藉大陸腹地助港青向上流動

目前香港最熱門的話題,多是討論青年人的向上流動。事實上,價值分歧和利益矛盾都令到全世界的年輕人躁動不安。他們不約而同地把矛盾指向建制,造成種種政治上的不穩定。例如美國大選特朗普勝出、英國脫歐、法國總統連番連任失敗等。而香港近年出現的所謂自決和港獨的問題,也是這種政治不穩定的一種表達。中央政府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制度的創造者、維護者和執行者,不止是建制的一部分,甚至是建制的最頂層和最核心。看看台灣,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已經再度執政,蔡英文政府連「九二共識」也不提不講,但上任僅僅一年,她的政治境况又如何?北京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年輕人反建制的情緒也自然為一國兩制帶來衝擊。

回到現實,香港一些年輕人提出的自決甚至獨立的要求,也不是解決這個全球普遍問題的出路。請大家思考一下,香港獨立是不是可以讓香港年輕人有更大的事業發展、置業安居、向上流動的機會?當然不是!香港一亂,所有香港人皆輸;年輕人向上流動,根本無從談起。但面對港獨這些惡意煽動,我們不能以消極的態度來面對,以「全世界都有這種問題」來做藉口面對年輕一代所遭遇到的不公平狀况視若無睹,甚至以為是理所當然。我們應從積極方面着手,就是以一國兩制的獨特安排,以中國大陸廣大市場腹地和多樣化發展,來紓緩香港青年人向上流動困難的問題。伸延入內地的橫向流動可以為香港這樣細小的700萬人城市內的垂直流動局限帶來上升動力,尤其是最近提出的大灣區規劃,區內生產要素的流動,以及錯位發展,可以突破香港例如土地短缺的瓶頸;而發展的多樣性和錯位互補,也可以為年輕人帶來更多的發展機會。

一國兩制在1997年解決了香港順利回歸的問題,在2003年讓香港擺脫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衰退。面對現時發展中的一些結構上的問題和瓶頸,只要善用「一國之利、兩制之便」,問題都不難解決。20年的成就,可作明證。

(文章為作者於2017年5月27日在北京舉辦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研討會」中發言撮寫而成)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文:張志剛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