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帶一路的風險對沖基地

北京在周日召開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習近平主席親自主持會議,並發表專題演講。香港這邊,行政長官率領了一個30人代表團赴會,梁振英並「成功爭取」在論壇上發言,介紹香港可以為「一帶一路」作出什麼貢獻。

自回歸以來,香港積極配合國家的大戰略,當年朱鎔基總理提出「西部大開發」,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在2001年5月也率團考察過西部地區,煞有介事;但到現在,似乎看不見什麼成果。最新的國家發展戰略,以舉國之力推動的當然是「一帶一路」,區域合作則是總理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對於這兩大戰略,本屆政府都全力配合,特首親自出馬,又帶團,又出訪,但很多人仍然未知最後會對香港有什麼好處。

必須承認,香港過去配合國家發展戰略顯得非常被動。特區政府的長遠規劃報告,都是以香港本身的發展藍圖為主,很少觸及跨境規劃。相信這是因為「兩制磨合」需時,回歸初期,河水不犯井水,特區政府不會主動把規劃連上內地的發展策略。

更重要的,是香港一直以來都以「市場主導」為原則;所謂規劃,其實主要是基建和城市發展的藍圖,屬於城市規劃而非「發展戰略規劃」,後者以政府為主導,就如內地的發展規劃,包含了經濟發展、社會體制以至就業民生等各方面,都有明確的指標和執行細節。中國雖然已經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化,但「國家指導」的權威和重要性絲毫未減,這跟香港「自由散漫」的管治方式有明顯分別。要政務官像內地官員般為香港制訂一套發展規劃,相信他們不懂得怎樣做,也不願意去做!

經常有「愛國愛港評論員」批評,香港人抗拒跟內地融合,特區政府不能好好把握國家發展機遇,國家的經濟發展快車已為香港留了位,如果再猶豫就會錯失機會,上不了車。如此批評,我覺得對香港絕不公道,也迴避了一些基本事實。

香港「被規劃」

首先,香港從來不是規劃式的經濟體。我們沒有國企、央企,沒有主權基金,政府指揮不了企業,經濟發展則受全球政經環境左右(所以財金官員做預測經常大失準),要做內地式規劃根本不可能,即使做,政府也指揮不了私人企業去配合。內地的「五年規劃」在「十一五」之前都沒有納入香港,到了「十一五」規劃首次納入,但香港官員到底在「五年規劃」的起草過程中有多大參與?本土派常以「被規劃」去形容中港融合,事實上,香港如果要在國家規劃的戰略中發揮作用,到底香港能否參與整個規劃過程?其中香港有多大發言權?特區政府有沒有為此而爭取過?
從公開的資料來看,香港在國家制訂規劃的過程中沒有什麼發言權,基本上是「被規劃」。

其次,即使香港積極參與國家規劃,但能否保住香港過往的優勢?答案是否定的。
內地經濟能夠高速發展,得力於地方幹部以經濟發展表現作為評核政績的主要標準,地方領導都會拚命「守」着管轄範圍的利益,不會在「互相協調」、「互諒互讓」的口號之下妥協。回歸前後珠海、廣州、深圳、澳門和香港都在擴建機場,當時就有專家主張要協調發展,結果都不了了之。貨櫃港亦如是,鹽田、蛇口全速發展,不會「照顧香港」,香港也沒有理由阻止深圳發展貨櫃碼頭。但互相競爭,內地出口選擇由深圳裝箱出境符合經濟效益,香港全球最大貨櫃碼頭地位不保,是必然結果,並非香港「hea做」或不思進取。

過去20年,香港不斷為自己定位,不停去界定我們還有什麼支柱產業,結果香港由「中國的紐約」,到「紐倫港」,到「中國的溫哥華、瑞士」都有提過。但到現在,這種香港是「中國乜乜」的說法已不流行,因為以什麼城市去做比擬都顯得不倫不類,不如找出香港在新形勢下,仍然保得住哪些支柱產業。於是乎,先後有「四大支柱」(貿易及物流、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旅遊業)和「六大優勢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教育產業、醫療、環保、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產業)。然而,這「四大」和「六大」在「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策略之下,是否仍然可以成為「支柱」或保得住「優勢」?

以「六大優勢產業」為例,當年由經濟機遇委員會討論得出結論,然而醫療和教育在香港都以公營為主,私人市場太小,很難成為產業。而文化創意產業在6項優勢產業中對GDP(本地生產總值)貢獻最大,但完全看不出政府對這個產業有什麼發展目標。

香港應爭取話語權

香港如果要參與「一帶一路」和大灣區規劃,應該爭取話語權,在決策過程中佔一席位,從「被規劃」轉為參與規劃,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此外,香港對全國而言,最重要的優勢仍是金融。當人民幣仍然未完全自由兌換之前,港元是中國境內最可靠的「硬貨幣」,且聯匯制度令港元匯價保持穩定。可以想像,在「一帶一路」策略下中國積極「走出去」時遇上爆發全球金融危機,香港可以成為人民幣的「防火牆」,中國仍然可以透過香港市場融資;而港元匯價穩定,更可減少在融資過程的匯率風險。這樣一個中國主權下的國際金融市場,可攻可守,內地沒有任何代替品。可以說,在北京推動「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策略時,香港是國家的風險對沖基地。這個角色,對北京來說既重要也是獨一無二的。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文:陳景祥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