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upgrade︰新聞攝影篇︰新世代記者 以一打十

在這個網絡年代,新聞報道本身,也可以成為新聞熱話。所謂「有圖有真相」,新聞圖片以往被視為新聞事件的配圖,來到網上,一張圖片,卻可以成為主角,衝破點擊率,在網絡上瘋傳。而科技發展的便利,促使記者變成「一個打十個」,記者一人拿着咪,又訪問又錄音又拍片,所有工作一腳踢。加上每人一手機,讓市民搖身一變,成為公民記者。新聞攝影的界線愈趨模糊,而各種圖片的發布模式,亦在網絡上迅速發展。攝影技術的不斷革新,由菲林相機轉換成數碼相機,像素不斷提高,甚至現在的4K高清拍片,勢將影響新聞攝影的拍攝模式。新聞攝影,與社會息息相關,在科技發展的大環境下,未知前路會是順遂還是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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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東

科技讓記者能拍能寫

著名的匈牙利裔戰地記者卡帕(Robert Capa),在西班牙內戰時,拍攝到一位士兵中槍倒下的瞬間,成為著名作品《戰士之死》。而資深記者、圖片通訊社EyePress和通訊社FactWire創辦人吳曉東說,四五十年代的戰地記者,需兼顧攝影和文字報道,後來攝影器材令新聞攝影轉趨專業化,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的分工變得很仔細。及至數碼相機和智能手機出現,又讓記者重新拿起相機記錄影像。他認為,現時也有部分記者能拍亦能寫,有時更需要「一個打十個」。而創立USP社媒的黃凱晉,為自由攝影師組織起網絡新聞圖片通訊社,他指科技發展使公民記者能使用網絡數據,並將相機接駁至iPad,可將圖片及新聞資訊即場上載網絡,做到即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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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Press在印度衝突地區克什米爾的攝影記者Yasir-Muhammad(左),經常冒着生命危險在衝突地區採訪。EyePress目前在亞洲地區主要僱用當地人任攝影記者,可以在新聞發生時第一時間抵達現場。

攝影記者的專業要求

雖然科技令新聞攝影門檻降低,但吳曉東認為,對於較高要求的新聞攝影,文字記者未必能身兼多職。例如「在混亂場面、追逐場面、拍攝政治人物的面部表情等,iPhone未必能應付,或需要用到專業的200mm至400mm遠攝長鏡頭,才能捕捉到畫面,有視覺衝擊。」此外,他認為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有所分別,文字記者可以遠距離觀察,但攝影記者必須走得很前,不能只拿遠攝長鏡,「攝影記者的特點,是要冒險,才能拍到好的照片。」像去天津採訪的攝影記者,便置身毒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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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夕,吳曉東在科威特邊境的美國軍營採訪美國士兵。

新聞圖片的判斷和取捨

攝影記者掌握專業攝影技術,但吳曉東強調,新聞攝影並非按下按鈕那麼簡單,而更需要專業判斷和道德抉擇。「新聞攝影需要有新聞性,像《明報》早前拍攝青年不讓座風波,便需判斷這是否新聞?這張照片拍下來,公布之後,其實就是一個指控。現在常說『有圖有真相』,一張相可以讓人欣賞,亦可以是攻擊人的武器。」他覺得或許被攝者也有其原因,所以攝影記者應向被攝者查問。「攝影記者不是攝影師,而是記者,所以有多一層傳媒責任。拍每一張照片時,其實要有一個判斷。」

他記得在2003年爆發SARS,有攝影記者就着市道低迷,拍攝了一家門庭冷落的食肆,有職員打瞌睡,照片在報紙頭版刊出後,職員被辭退。他認為拍照也應該公正,攝影記者在拍完照後,可向經理或受訪者了解,為新聞照片把關,而如果受訪者反對刊登,照片也不該使用。吳曉東說起,SARS爆發時他身處伊拉克,戰爭前夕外交部的車子載着他經過幼發拉底河,他發現人們開始搬浮橋,並從翻譯口中得知,那表示快要開戰,於是他們便開機記錄。後來回到酒店大堂,翻譯惶恐萬分地追上來,指那是軍事機密,請求吳曉東不要公開播出,不然自己一家明天就有可能被消失。掙扎之下,吳曉東當場將錄影帶拆下,親手交給翻譯處置。另一次,他跟隨美軍到沙漠的戰地醫院採訪,戰爭尚未展開,卻原來早有軍人因交通意外等事情受傷。他和攝影記者拍下了一個躺在病牀的美軍,以及牀邊的家人合照,非常有電影感。訪問之後,新聞官卻追上來,原來該美軍擔心所拍下的影片,可能會讓家人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於是他在新聞官面前將片段刪除。他坦言,犧牲了這些電影畫面,等於斬掉了報道的半隻手,「但我們是要保護被訪者,多於要滿足觀眾看新聞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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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EyePress攝影記者韓紹強在北京採訪閱兵後,即時在天安門發送新聞圖片。

網絡公民記者年代的矛盾

社交媒體盛行,是市民接收新聞資訊的重要渠道,事發現場的市民,更可自行發布訊息。吳曉東說:「在重大的新聞現場裏,有過百個攝影人在拍照,由傻瓜機、手機,到很專業的相機、攝錄機,甚至用手機做直播。一個新聞攝影記者,置身於這個環境,要如何自處,是前所未有的大挑戰。」他不禁反思新聞攝影的意義:「我常有這樣的掙扎,拿着相機,置身於受害者或人群中,但你又不是消防員、救護員,幫不上忙,只能不斷按掣。如果在心理質素上,沒有一個很好的理由給自己,就會變成拍的照片愈多,歉疚愈重。」而對一個攝影記者而言,「使命慢慢模糊了,以前一格菲林可以影響世界,使命很明顯、很偉大。但當現在一萬張數碼照片,都未必能影響一個議題。新聞圖片通訊社的使命,也需要重新思考。」至於USP社媒創辦人黃凱晉則認為,公民記者有公民責任,拍攝及發布照片,「其實對事件是有幫助」。攝影記者的人數有限,公民記者能加以協助,「大家都是關心社會,其實也是在教育公眾,提升公民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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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吳曉東身處伊拉克採訪,當時該名外交部特派翻譯官(右)請求他不要播出軍事機密。

「有圖有真相」的質疑

「『有圖有真相』的價值在於當大家都不知道,而你拍一張照片,讓全世界知悉。像打越戰的時候,一格菲林,足以影響一場戰爭,改變整個世界。」但吳曉東提醒﹕「圖片是可以騙人的,未必是完全的事實,像拍到一個人打瞌睡,這未必是事實,事實可能是他今天生病了,而不是無生意偷懶。所以『有圖有真相』這句話是不成立的。加上現在有很多改圖軟件,更需要注意圖片由誰提供。」這驅使他創辦通訊社FactWire,「FactWire不是走表面的新聞資訊的路,新聞圖片、即時新聞,已經鋪天蓋地、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做」,「但深入報道、調查報道,必須有專業判斷、對專業有要求的新聞工作者才能做到,這是不能取代的。」同時,他建議,記者須注意自己在社交網絡上的言論或圖文轉載,應提供事實資訊,因為這也會影響傳媒的公信力。

原文刊於明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