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到底要等到何時?

在新加坡三天皆由朋友接送,用的都是Uber,他沒空,亦遙控司機把我載出載入,直至我說夠了夠了,我每到一城一地都想體驗一下地鐵,始才罷休。

第一天,離開機場,朋友在車上開玩笑,刻意用挑釁口吻問:「怎麼了,家輝?你們仍未有Uber?衣食住行,我們『坡叔』在住和行上已經贏了你們,香港人不會覺得沒面子嗎?」

我唯有以笑遮醜,搖頭道:「香港人失面子的事情可多呢,區區Uber,還排不上名次呢!」

其實我心裡羨慕得要死。

同樣的羨慕心理亦出現在內地行走。我極少羨慕「內地有,香港冇」之人事物,手機call車是極少例外中的例外。每回坐上內地的什麼打車什麼快車之類,心裡必問:為什麼內地能做,香港不能做呢?到底是不能做,抑或不願做?再或不敢做?在科技年代要搞好交通服務,真有這麼困難?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處理不好,香港還有什麼臉去奢言什麼管治文明?

曾幾何時,香港的投資推廣署曾把引進Uber自詡為「成功個案」,白紙黑字寫在他們的書面報告和網頁上,萬料不到一個轉身,警察拉拉拉,政府告告告,Uber司機被定罪刑罰,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成功個案」。但,告了Uber,到底誰得了好處?的士服務有改善嗎?香港市民出入搭車較方便嗎?顯然都沒有。

唯一能夠精神自慰的說法是「香港法治再次勝利」,在法規修訂以前,不准就是不准,香港好法治,不准任何人違法。我們多守法啊。然而,問題是:那些勞什子法規到底什麼時候才修好訂妥?我們到底還要等待多久?從以前有頭髮的張炳良到今天冇頭髮的陳帆,以至從以前沒有創科局到今天有了毫無作為的創科局,皆沒人給我們半個像樣的答案。其他城市早已在科技使用的大道上奔跑了,我們卻仍在法治沙圈裡原地踏步。其他城市側臉瞄一眼我們的過時沙圈,想不訕笑也很難。

新加坡的Uber引入,跟香港相同,緣起於的士之不濟,拒載、濫收、態度惡劣等等等等所有香港人目前仍在忍受的苦難昔日在新加坡亦曾有過,於是,他們快刀斬亂麻地立法修法,容許企業或個人在登記註冊、購妥保險、接受訓練後,向市民提供收費接載服務;電子貨幣平台由之跟進,使用不同的電子支付方式,手機刷一刷,可享不同折扣,錢不過手,乾淨利落。

坐在Uber汽車裡,望向獅城風光,被「坡叔」奚落,咎由自取,也沒法了。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7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