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手機背後的性別框框

搶手機事件發生後,坊間輿論成功轉移到「議員行為不檢」之上,到底政府人員在立法會內偵察和記錄議員行動會否構成心理威脅和白色恐怖,似已無關宏旨。政務司長當然有解畫,拋出一句「這只是觀察而不是監察」的強辯妙語,幽默力度直逼林鄭幾個月前說的那句「冇驚喜就即係冇驚嚇」,果然是最佳拍檔,難怪改朝換代後仍能留任。

此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對性別角色的頑強假定。

有沒有注意:無論是建制或泛民,一提此事,例必把「女職員」三個字掛在嘴邊?本來,職員就是職員,如果搶手機確實不對,就是確實不對,跟職員是男是女沒有相關。難道如果職員是男而非女,不對的程度便會降低?難道如果議員是女而非男,不對的程度又可降低?

更何况,既然是「搶」,肢體衝突和碰撞在所難免,關鍵在於「搶」的行為有否不妥而非有沒有熊抱或接觸之類。這是什麼年代了,彷彿男女在廿一世紀仍須授受不親,否則即有誰佔了便宜和誰吃了大虧的道德顧慮。難道如果只是出手「閃搶」而沒有任何身體接觸,搶的可厭程度又可降低?

種種問號皆指向一組現象:對於此事,人們普遍有著太多的「性別角色」假設,並讓這假設滲透到評價和判斷甚至懲罰之內——男搶女,男蝦女,罪加一等,罪不可恕,盡顯香港社會的保守落後。

忍不住摘錄隨手在臉書上見到的po文,讓大家看看什麼是赤裸裸的直男思維:「作為一個男人,在智phone事件之後,一直感到好困惑,究竟一個正常智力,又知大樓入面有閉路的男人,個手機究竟有乜嘢咁重要的資料,會令一個男人咁失控,狗急跳牆咁去搶一個女EO的手機?」

我不認識po文者,只是覺得是個「性別框限思考」的好範例。得罪晒。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8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