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是怎樣和平民疏離的?

初出道時,因工作關係經常都會接觸不少政府高官(主要是AO(政務官))。在1980年代初,不少港英司級官員仍然是態度傲慢、自視甚高,不回答記者問題或以教訓口脗回應時有發生。我當時不明白,在政府系統內怎樣才算是表現出色?那些人憑什麼當上司級高官?私人企業很簡單,主管要交出業績,或是盈利,或是能否如期完成一個項目,標準十分清楚,交不出業績的就被「炒魷」。政府高官既毋須交業績,又不懼被辭退,到底他們是如何受評核的?

綜合收集得來的答案,及參考學者著作,知道港英時代的高官升遷,主要靠上級評核和推薦,假如上司順風順水,他/她在升遷時下屬就會較有利,因為上司會提攜你上更高位置;相反,如果得罪了上司,仕途就難免堪虞。這種類近師徒制的職場規則,形成了所謂「馬房論」,官運仕途,很視乎官員跟了哪個高官。

「唯書」、「唯上」的AO生存之道

長篇大論,是因為特首選戰拉開序幕之後,各參選人開始發表競選宣傳,會見選委、各界代表,落區搞親民活動等,其中發生了林鄭月娥坐港鐵「不懂出閘」及不知便利店不賣廁紙的「離地」表現。很多人都會奇怪,回歸之後政府經常強調民意,行問責制之後官員更需掌握民情脈搏,為何高官與平民百姓的生活仍會如此「疏離」?現在4名參選人中有3名是政務官出身,且年資甚深,曾俊華和林鄭月娥都當了20多年政務官,然後晉身問責官員。他們都屬於職業官僚,一生的事業都在政府系統中渡過,令他們有一段跟大部分人不同的經歷。

英國人管治香港百多年,AO都是以「天子門生」的方式培養,從大學畢業生中招聘成績最好、中英文俱佳的「尖子」,然後在政府內培訓,學習草擬政策文件、寫會議報告等,都是文書工作;而工作表現,則主要看上級的評核。可以說,「唯書」、「唯上」,是AO的生存之道和基本職場倫理,回歸之後改變也不大。

AO本是一個封閉系統

董建華推行問責制,目的是引入一層政治官員,他們主要職責是把握民意脈搏而非文書草擬,要向公眾問責而非單看上級面色。這是一次香港管治架構和政治文化的大轉變,但是由於沒有民主選舉的配合,問責官員又有相當一部分來自AO,換湯不換藥,結果出了個「A貨」的問責制:政府不是民選產生,「問責」無從談起,而職業官僚轉身成為問責官員,只是職銜上的改變,很多時候思維方式和處事手法仍不脫AO高官本色。

AO本身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他們從入職開始,工資起薪點就比絕大部分行業高出以倍計,到了常任秘書長或加入問責班子成為主要官員,年薪亦在300萬至400萬元之間,雖不是頂級,但已屬全港收入最高的2%。當職業官僚逾30年,意味着林鄭月娥和曾俊華長時期都過着中上階層生活,他們的物質條件、生活圈子和社經地位,都無可避免跟絕大部分市民脫節。

高官不懂用八達通坐港鐵,其實並不奇怪。政府車隊共有6300多部車輛,其中轎車約1200多部,跟17萬公務員比,數量並不算多,因為政府規定公務員外出公幹必須選擇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並指明「只有在無公共交通可達目的地或有必要的情况下,才應使用政府車輛」。但這項規定,僅限於中下級公務員,政府問責局長等高層約40人左右,則可以獲配備專用的公務車;其餘千多部轎車,則可以供副署長級或以上的高官使用(但非專用)。一個30多年在政府工作的職業官僚,大約逾20年時間有專用公務車(政府司機、官員不用承擔任何費用,且公車用途不限),他們甚少用港鐵等交通工具是很「正常」的事。

除了公車,高層官員還配備私人助理、新聞秘書、行政秘書等,公事以至私人事務都有充足的職員提供支援,生活小事如不知如何買廁紙,同樣是「正常不過」。大家也許還記得,曾俊華也在一次電台節目中被問到粟米斑塊飯多少錢一碟而說不出價錢。

政府曾經嘗試跟私人機構合作,設員工互調計劃以促進「官民交流」,讓官員多了解私人機構文化,也讓私人企業了解政府辦事方式。其意頗佳,然而計劃的規模有限,且近年已很少進行,令公務員尤其高層官員始終在一個封閉系統內工作。

與平民太疏離 隨時變政治大問題

香港的競爭對手新加坡近年也逐漸改變過去主要選擇成績優異的畢業生加入政府的做法,據李光耀的說法,政府領導人「高智商,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要素。情商、領導才能、耐力、毅力、足智多謀,還有一系列其他素質」(《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2011),可見高官「好打得」的標準,也隨着時代轉變而變化。不懂用八達通和不知何處買廁紙,的確不是什麼「醜聞」;然而在官員都要親民、與民共呼吸的新要求下,在生活小事上與平民百姓太疏離,是會隨時演變成政治大問題的。

文:陳景祥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