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時煜:電影本土:月是故鄉明

許鞍華導演今年的新作《明月幾時有》,對我來說,有兩層特別的意義。一方面,許鞍華完成了另一位香港女導演未完的心願,因為香港首位女導演、美籍華裔的伍錦霞,早在1946年就籌劃要把東江游擊隊故事搬上銀幕。另一方面,在紀念抗戰八十周年之際,香港交出了新的成績,也延伸了香港抗日電影的綿長傳統。我最初讀到東江游擊隊,是從「魯迅的大弟子」、著名文學評論家胡風的自傳當中;而胡風,也是許鞍華她上一部電影《黃金時代》中的人物之一。

1937年抗戰開始之後,上海電影製作一度停滯,而此時的香港,卻有實力雄厚的本地和外來的資金及技術,其中最為突出的,除了邵氏兄弟的南洋公司,還有舊金山遷到香港的大觀公司。1938年很多滬上電影人南下,給香港帶來了人才;同時湧入香港的難民,也給香港帶了更多元的觀衆。香港,可以說是抗日電影的發源地,早在1935至1936年,就有很多「抗敵」題材電影上映,關文清的《生命線》、《抵抗》,趙樹燊的《昨日之歌》、《生力軍》、《愛國花》和《血濺二柳莊》,以及伍錦霞監製的《鐵血芳魂》、導演的《民族女英雄》等,都來電影人到港之前的力作。當時雖不能明指「敵」乃「日寇」,但是大家心知肚明。盧溝橋事變之後,關文清又拍攝了《邊防血淚》、《公敵》等愛國電影,大觀公司也出品《最後關頭》,並義映籌款為抗戰募捐。

香港女導演的游擊電影

滬上南來的左翼電影人中,蔡楚生、司徒慧敏原籍廣東,抵港後立刻找到片商袁耀鴻,成立新潮公司。蔡編劇、司徒導演的《血濺寶山城》(1938)率先完成,獲得不錯反響。司徒又拍攝了《游擊進行曲》,因為片中有中國人抵抗日軍的場面,港英政府在日本的壓力下禁止影片上映。到1941年,影片被刪減兩千多呎之後,才改名為《正氣歌》上映,片長只有82分鐘。這可能是第一部表現活躍在粵港的游擊隊的電影,雖然影片經過刪改,虛化了地方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明月幾時有》才是第一部真正表現東江游擊隊的電影。

伍錦霞初入銀壇,就憑藉兩部抗敵電影獲得成功,一部是1935年她做監製、在荷李活租片場拍攝的《鐵血芳魂》,翌年6月在粵港上映;另一部則是在她1937年初在香港導演的《民族女英雄》,同年3月在中央戲院上映。她雖然可稱「國防電影」的先驅,但後來則着重拍攝以女性命運為中心的電影來娛樂戰時觀衆。伍錦霞是美籍華人,但並沒有像大多數美籍僑民那樣,抗戰伊始就返回美國,而是繼續留港兩年多拍片。1939年秋,她迫於父母懇求返美後,又在舊金山拍攝了描寫海外華人生活的《金門女》(1941),其背景正是海外華人為抗戰的募捐。

伍錦霞與《游擊英雄》

香港給了伍錦霞拍電影的機會,伍錦霞也在抗戰一結束,就迫不及待返港,卻見香港「電影製片事業,尚未恢復當年狀况,只得局部復原,一般製片人的趨勢,不去攝製粵語片,而着重於國語片新路線,伍錦霞因為自己不懂國語,若果勉為其難,從事拍國語片,雖然未嘗不可能,惟是伍錦霞卻不願意這樣做」。伍錦霞因此決定返美拍片,但因美國海員大罷工,她被迫滯留。根據《華僑晚報》9月29日報道,她北上廣州訪問親友時,與原粵劇演員伍冉明會晤,冉明曾在美國學習航空,曾在空軍服務,並且「參加他的哥哥伍蕃將軍領導的游擊隊伍生活。抗戰八年來,他領導手下健兒數萬人,在敵前敵後作戰,打過好幾十場得意的勝仗,而且,俘虜了不少敵人,他的部隊所駐的防地,治安秩序弄得很好,不比其他的雜牌游擊隊那樣拆爛污,所以極得地方人士敬愛。」冉明說服錦霞拍攝「一部以游擊隊活躍大後方的事實作為題材的影片」。伍錦霞四處活動,10月27日《伶星》雜誌宣布「伍錦霞決定暫時留居香港拍影片」,劇本及前期準備工作「大致亦經解決,尚待解決的,僅是片中男女主角人選的問題。照伍錦霞的理想人物,第一個是麥蘋卿,男主角內定伍冉明之外,並屬意張瑛、馮烽、曹達華等」。

《伶星》雜誌後來在題為「未能再續香江緣 戰爭後銀光夢斷」的報道中,透露錦霞希望在廣州「拍一部根據游擊隊作戰事實為中心的意識片子」,雖外景「要跑到當年游擊區駐防地實地拍攝,相當的吃力,但是精神上會得到很大的慰安」。「聞該片演員除了伍冉明親任主角之外,還有數千武裝同志客串,戰爭場面的演出,戰爭場面相當偉大。如果處理的好,成為一部好的片子是不難的。」記者了解到新片已經定名為《游擊英雄》,還注意到南洋公司的主力導演胡鵬會與伍錦霞合作、負責劇本創作。

許鞍華與《明月幾時有》

不過,《星島晚報》在1947年1月12日宣布「中國唯一的女導演伍錦霞急於返國」的原因,是原本答應投資的「星洲片商」,「推翻前議,同時又因攝製場址不易遂如所願」,儘管錦霞主觀上不願意放棄,但「客觀條件卻卻把這計劃否決了」。2月13日《伶星》以惋惜的語氣,報告「伍錦霞今晨赴美」,並宣布「胡鵬代勞寫作劇本多部攜赴美洲,歸期難定可能在美從事攝製影片。」事實上,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正常拍片已不可行。

伍錦霞當年拍攝游擊隊電影所需面對的困難,今天許鞍華也仍舊需要面對,比如場地、比如大場面中的群衆演員。當年尚有「數千武裝同志客串」的可能,今天只有宣揚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旋律電影,才有機會動用解放軍或武警部隊。今天的演員無人經歷過抗戰,對這段遙遠的歷史的感受,恐怕恰恰來自主旋律抗日電影,比如《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等等。國內有許鞍華影迷看了《明月幾時有》說:「還不如《鐵道游擊隊》!」我覺得這個反應很有代表性,但許鞍華並非想重拍《鐵道游擊隊》,因此我們看《明月幾時有》,看它如何顛覆經典抗戰電影才是重點。

首先,東江游擊隊最特別的一個任務,不是打日本鬼子,而是營救文化人,這一點讓我感動。曾經讀到何其芳、卞之琳等作家,從延安跟部隊到前線,指戰員覺得打鬼子還要保護他們,想不通,文化人的作用並非人人珍視。本片關照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恰有很多文化名人受困香港,所以寫香港抗戰,營救文化人的確是極有地域性的情節。

「紀錄片訪談」形式的延續

其次,許鞍華延續了《黃金時代》的「紀錄片訪談」形式,「受訪」的的士佬梁家輝,是當年游擊隊的「巴閉」小隊員,他對老師方蘭很有感情,卻不能用太多詞句表達。這個設定,把歷史講述交還給普通人,而游擊隊是戰爭產物,戰爭結束後就既無作用、又無政治地位,組織不再存在;所以寫游擊隊歷史本身,立場就應根植民間,不會像大陸或台灣的官方電影那樣,以黨、國的意識形態優先。第三,如文青觀衆都注意到的,片名是蘇東坡的詩句,影片中的點題段落,是中文老師霍建華和中國通永瀨正男之間,關於詩詞中「幾」和「何」用法的討論。這個關於詩、關於文字的討論,鋪墊了後面兩人的對峙,而抗日片中也由此多了一種日本軍官的形象。其實這樣人性化的寫法,早在阿壠1940年完成的《南京血祭》中就有,所以此書能在日本出版;特別難得的是,阿壠曾以國軍少尉排長的身分參加過8.13上海保衛戰,負傷後逃難西遷,顛沛流離中還不忘文學可以高於戰爭。最後,葉德嫻的方母,被女兒感召參加送情報,最終以母愛和生命救了游擊隊的十四歲女孩。有兩場碼頭戲特別有意味,第一次方蘭上船,帶了傳單,但被中方檢查員通融;第二次方母被抓,直接原因是沒有能夠給印度檢查員足夠小費,這其中的種族張力到今天似乎仍有?

由於合拍片都是先在內地上映,免不了內地影評也會率先在社交媒體上刷屏。好在香港有像作家鄧小樺主持的《文學放得開》「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鞍華」這樣的網絡/電視節目,讓我可以聽到香港觀衆對影片的討論。小樺特別提到革命戰爭電影,尤其樣板戲中間,對人物高大全形象的要求,按此標準,全片倒似乎也有一人符合,就是彭于晏演出的劉黑仔,出手快準、刀槍不入。按此邏輯,其他人物若非性格有缺陷,就是感情不夠「又紅又專」。不過香港電影講歷史,總要避開「正統」趨向「偏鋒」,不論金主何人,許鞍華和何冀平合作,呈現出她們要說的香港抗戰故事,即「月是故鄉明」。許鞍華說,不拍出來她氣不順。

作者簡介:城大副教授、紀錄片導演,2017年獲得兩項書獎,《霞哥傳奇:跨洋電影與女性先鋒》(與羅卡合作)獲得香港書獎,《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獲得香港出版雙年獎「文學與小說」類「最佳出版獎」。

文.魏時煜

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7月15日)

圖片:《鐵道游擊隊》(左)、《明月幾時有》(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