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時煜:1955年入獄的人大代表:胡風

《胡風:詩人理想與政治風暴》簡介片段

尋找人格完美、人性充沛的人,或曰「大寫的人」,是大多數人都會做的事,不過每個人為了這個「尋找」所花費的時間和所付出的努力不同。敢於犧牲自己而為公衆發聲的人不少,但能夠堅持二十年以上,自身既與時俱進又不忘初衷者極少;所以劉曉波的逝去,會引發深刻的悲慟,在隨之而來那一片難耐的寂靜中,我們每個人需要繼續尋找生命中的一縷光。他說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因言獲罪的人,是因為他看到自己前面一連串的災難與爭取。

我於二○○一年到達香港,過往十六年間香港變化很大。動盪時勢在學生中引發各種情緒,我不是先知,無法指路,只能分享日常自處之道。你若愛香港,請你常常自問,今年、今月、今天我為香港做了什麽?民主和性別的意識一旦覺醒,則不能逆轉,社會如常,不會因為你的覺醒而改變。看電影、讀書、寫文章,從來都是我的日常;但二○○三年我的生活變成以紀錄片為中心。具體地說,我接觸到六十多位一九○六至一九三九年間出生的知識分子,他們見證過五四之後思想的黃金時代,經歷過各種戰亂與動盪,視野開闊。選擇和他們對話,潛移默化中有了不斷完善自身的可能。

英文中intellectual一詞幾乎沒有負面含義。但在中文裏,「知識分子」一詞常和「文人」混用,而「文人」有獨立、御用、幫閒等分類,於是常有人「抽絲剝繭」,把各種理論論爭總結為「文人相輕」,把各種政治事件都簡化為「宗派主義」,從而模糊、甚至抹殺了理論論爭中嚴肅的、改良社會的意願。魯迅是五四之後極少數同時保持了獨立思考和充沛人性的公共知識分子,他認識人、認識中國社會的深度是其影響力的根本,比如生前就曾憂心死後會被政黨利用。今天看當年青年人悼念他的文字,仍舊可以感到失落的悲痛。在魯迅身後大力推動新文學運動的人中,他晚年最親密、最信賴的弟子之一的胡風,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一名:胡風不僅完善了魯迅現實主義文藝的理論體系,更在抗戰八年中撐起新文學的半壁江山;因其影響力過大,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受到黨內文人兩輪有組織的批判。一九四九年後胡風未能完成從自由文人到黨內文人的轉變,所有他編輯、出版的作品下架,他最擔心卻是曾經蓬勃的文藝會走向「灰色地帶」。一九五四年他上書中央,嘗試用三十萬字的報告澄清歷史;但翌年就成為反革命集團主犯,所培養的青年詩人、作家、學生多受牽連,導致成千上萬人長達二十多年的牢獄、勞改之災。

胡風一九五五年入獄還是人大代表(當時法律不可逮捕人大代表),一九六五年才在公審中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本應一九六九年刑滿,但是遇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又被判無期徒刑。在川東監獄裏,他曾絕食、以頭撞牆,嚇壞了當地看管人員。一九七三年被送往川西勞改農場,獲准和夫人梅志一起生活。一九七九年出獄之後,更大的打擊,是發現有多少他珍愛的青年與老友受他牽連。他曾經像農民一般高大健壯的身體轉差,不時出現精神分裂的狀况。另一名魯迅弟子,作家、詩人聶紺弩,在《胡風八十》一詩中寫道:「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不過三四十年代胡風和友人們的故事,卻充滿烈火青春中凝成的愛與友誼。可貴的是,經過牢獄勞改,友情依舊純真、更加深遠,在我們的鏡頭前,每位老人都可以發出孩童般的笑聲!如錢理群先生所說,「胡風派的知識分子」最可貴的,一是「繼承了魯迅的徹底的批判精神」,二是「在建國後精神的虐殺當中,他們守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心靈的純正和自由」。

早在一九三六年,魯迅就說過「胡風鯁直,易於招怨」,這話可能也適用於胡風一九二五年的北大同學王實味。像很多對當時國民政府不滿的青年人一樣,王實味一九三七年來到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他享受較高待遇,每月津貼只比毛澤東少五毛錢,但卻替吃不飽的青年學生發聲,說延安不應有等級制,結果被批評為「絕對平均主義」。他被批判得更多的是其所謂「人性論」,大意說改造物質世界同時,也要改造人性,人性不好,革命成功之後,再好的制度也仍舊會被腐蝕。今天看來,很多人要稱他為「先知」了。能夠預見未來的人,首先要能夠對未來有所想像;當想像不樂觀時,他必須發聲。王實味攪動了延安內外知識分子的討論,毛澤東不得不在戰時騰出時間,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由此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當時胡風在陪都重慶辦雜誌,受周恩來領導,是「共產黨安插在國統區的一個釘子」,冒着危險在雜誌上發表來自延安的作品。已經對《講話》心服口服的作家何其芳、劉白羽一九四四年被派往重慶,向國統區知識分子宣傳《講話》精神。有人在會議上說,「他們已經改造好了,現在來改造我們了!」胡風在會議上沒有發言,他作為理論家,更願意拿深思熟慮的文章來說話。胡風同意《講話》中文藝需要表現工農等說法,但他主張作家應從自我生命體驗出發創作、尊重生活的現實,而不是簡單地為政治服務。他由此被視為站在《講話》的對立面。他預見到如果黨領導文藝,作家會無所適從,文藝會進入灰色地帶。現在看看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間的文壇,他是否也應被稱為先知?

去年出版《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一書後,我又完成了紀錄片《王實味:被淹沒的作家》。我希望有觀衆偶然點開了影片網頁,可以看完五十分鐘;有讀者拿起這本書,隨意看五頁,就可以看完它。六○至九○後讀者看完發了評論,我會感到特別高興;因為五○以上的讀者本身,會尋找這類書來看。民主黨派出身的章詒和老師說,這本書首先是好看,讓她看懂了延安和共產黨,並鼓勵我繼續,「只寫知識分子」。這個說法絕非出於偏狹,而是有感於知識分子被打壓削弱後,缺少他們監督的中國社會,已經如何利益化與庸俗化!

因為「心靈的純正和自由」,胡風「集團」中多長壽者,我總覺得長壽者似乎冥冥中肩負了更多見證歷史的使命。我和上海導演彭小蓮訪問到二十六位「胡風分子」,個個都是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的典範,他們在被剝奪二十四年創作權之後,仍舊可以煥發出巨大的創作力,其中賈植芳、綠原、謝韜、林希……每個人都有精彩故事。賈植芳坐過北洋、日偽、國民、共和國四個政府的監獄,把牢底坐穿之後,還能活着出來,影響兩代學生,追述歷史背影。綠原為對付漫長時間,獄中學習德語,後來還能到德國領取詩歌獎。謝韜在秦城監獄裏,通過給國民黨中將、少將們講馬列主義改造思想而「戴罪立功」。胡風案爆發時只有十九歲、正準備考大學的林希,從五十五歲起寫小說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讀這些人性戰勝苦難、理想依舊翱翔的人間喜劇,從中感受力量,或可以是我們在寂靜中最好的自修方式。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8月31日),現題為評台編輯所擬,原題:尋找大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