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任匡:再談愛國——從哲人身上看見的沉重

上一次,筆者在本欄分享關於愛國的看法:愛國與否應該只是純粹的個人選擇,而不應視作道德規範;筆者甚至質疑愛國主義的價值。其後,一代愛國偉人劉曉波先生逝世。哲人其萎,沉冤待雪,讓不少港人悲憤之餘,再重新思考愛國的意義。

我們今天就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談這個題目。劉曉波作為中國當代最偉大的愛國者,他教懂了我們什麼?

劉曉波教懂我們什麼?

由劉曉波先生患癌的消息傳出開始,全球媒體都非常關注。但即使如此,被送至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期間,我們從來沒有聽見任何來自劉曉波本人的發言或者信息。一切只有醫院的官方發布,以及來自其他維權人士的零星消息和臆測。這自然是因為中共當局封鎖消息,嚴禁劉曉波本人接受任何媒體訪問的效果。看似合乎中共一貫的手段,其實背後隱含了一個重要的信息——直至死亡來臨的一刻,劉曉波先生都沒有絲毫退縮過。

大家還記得去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嗎?當時,作為「協助調查者」的李波在失蹤期間至少兩次接受內地傳媒訪問,稱自己「返回內地純屬個人行為」,「與他人無關」,後來更加此地無銀地再三澄清自己「偷渡回內地協助調查」是「自願」的,「不涉及綁架」。差不多同一時間,媒體又發放林榮基、呂波、張志平的「訪問」片段,片段中3人不但認罪,更異口同聲指證桂民海(桂敏海)。

甚至連作為「犯罪者」的桂民海自己,都居然可以在扣押期間接受中央電視台的專訪,在鏡頭面前(而不是在法庭之上)親口「認罪」。

媒體能夠神奇地接觸到所有的失蹤者和犯人,採訪甚至拍攝,自然全部都是寫好的「劇本」。關鍵是,5名失蹤者都願意站在鏡頭面前,念出已經準備好的「講稿」,以換取重獲自由的可能。而中共也確信,他們的身影在媒體出現,能夠紓緩當時國際社會向北京施加的壓力。

而結果就是,除了桂民海之外的其餘4人,後來果然都平安返港。監控跟蹤這些把戲自然是少不免,但好歹他們都是活着回來了。

因愛國之名 選擇了粉身碎骨的道路

這一次,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先生在服刑期間病危,國際社會向北京施加的壓力比起銅鑼灣書店事件何止百倍?幾乎可以肯定,中共曾經有向劉曉波提出過「公開悔過以換取出國就醫」的條件。起碼,劉曉波本人一定清楚知道,只要他肯表示認罪悔過,能夠出國就醫的機會必然會大大提高。試想像,大名鼎鼎的劉曉波,如果肯臨死前在鏡頭前說一句「對不起,是我錯了」,北京政府要扭轉國際輿輪的劣勢就容易得多了。

但由確診肝癌直至辭世,劉曉波先生不但未獲釋放,甚至連片言隻字都沒有留下。這就反證了,在世界看不見的幽暗角落,劉曉波即使面對死亡威脅,仍舊是正氣凜然地挺直腰板,悲壯地貫徹了自己的愛國之路。

獲釋的機會明明存在,但在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未來之間,劉曉波選擇了後者。因愛國之名,他選擇了一條粉身碎骨的道路,寧願被輾成粉末,不作瓦全。

愛國就是這麼回事。

提醒世人愛國兩字的重量

香港近年湧現不少喜歡把「愛國」掛在口邊的奴才,不但聲稱自己愛國愛港,更教我們要如何愛國,甚至要「從娃娃抓起」,在幼稚園推行國民教育。今天,劉曉波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推動國家的民主發展。雖然壯志未酬,但他向世人展示了愛國的真義,也朝那些自稱「愛國」的媚共者臉上,響亮地摑了一巴掌。

劉曉波深刻地提醒了世人「愛國」兩字的重量。一旦選擇做一個愛國者,就是承擔貢獻社稷和準備犧牲的責任。愛國不是你們空口講白話,用來取悅主子的手段。愛國也不是你們狐假虎威,假借中共的淫威,褫奪香港6名民選代議士資格的藉口。

所謂愛國,才沒有這麼廉價。

作者是杏林覺醒發言人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