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軒:「放榜」是甚麼一回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其實是一件什麼性質的事情?我們很易忘記,它也是一個分配資源(常說的「公帑」)的社會機制。它決定了一筆龐大的公共資源,要分給誰,不分給誰。

六萬多個剛成年、踏入人生第18個年頭的年輕人,忽然意識到身邊每個同齡的人,都變了競爭對手:每四個少年,將只有一人,在放榜後可獲得總數約80萬港元的資助,讀完一個學士課程。資助學士學位的成本,減去學費後的大約金額,是80萬上下。其餘三位少年,將得不到這筆人們時常忘記了的資助。將他們分開的,就是一場公開試的成績。

後者得不到的,不只是一筆公共資源,也是參與一次每人成本近百萬的學習和成長歷程。每年約有15,000位年輕人(今年大概就是25%人),在這樣的資源分配機制下,可去讀一個成本達百萬港元的學士學位——他們可說像中了獎,在18-22歲期間,可參與一次價值過百萬元的四年成長歷程。其餘的人,失去了這筆公共資源和這機會。

社會上75%的年輕人,因為公開試成績不在前列,是否就不應得到相等份量的公共資源,去支持他們在18到22歲期間的成長和學習呢?那成長和學習模式,是否必要像學士學位或現時高等教育的模樣,當然可以斟酌。可是,單就分配而論,為何75%年輕人要被排拒在18-22歲時,得到相約份量、作自我發掘與成長學習用、每人近$80萬的公帑、與被排拒經驗一次成本達百萬的成長歷程?這是否合理的公共資源分配?這是每年放榜,我都有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