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媽媽在,就是最好的時光 文:柯美君

世紀編按:台灣作家龍應台離開政壇後,放下一切,回鄉陪伴失智母親。出生在山河破碎的一代,決定走入錯過的歷史。龍應台開始給母親美君寫信,寫上一代的生命記憶,亦是母女間再對話。二○一八年四月,這些文字集結成《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一書,是感恩,是提醒。本版專訪龍應台,聽她講母親與自己的故事。

龍應台今年六十五歲,過去一直專注於教學、寫作和養育孩子,甚至兩度進入政府,在政治與文化建設的前線。她的母親應美君來自浙江,今年九十三歲,已有十多年時間認不得她。龍應台意識到,她幾乎錯過了對母親感恩致謝的機會。過去十五年,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台北工作,她每兩個星期都會到屏東潮州鎮陪伴媽媽,風雨不改。去年,她索性搬到鄉間,專心陪伴。

是什麼讓她下定決心離開台北?去年初,她在香港大學嘉道理中心參加了一個禁語的禪修。行禪時,她看着山徑上的木棉花一朵一朵地墜落,落在隨風搖晃的樹影之間,木棉花雖然凋零,但花瓣依然肥美紅豔,她想到:「生命的凋零是一寸一寸漸進的。」然後發現,此生唯一能給母親的,只有陪伴,而且,就在當下。「因為人走,茶涼,緣滅,生命從不等候。」她說。

儘管媽媽老了,不再認得自己,她只想好好照顧她,陪她走人生中最後一段路。她發現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只有留在媽媽的身旁才可以做到。在這段日子,龍應台要麼用輪椅推着她上菜市場,要麼在家裏用可可脂按摩她的手臂、用湯匙一匙一匙餵她喝洋甘菊茶,或是什麼都不做,就二人緊緊地在沙發上依偎在一起,當龍應台在書桌上埋頭寫稿,美君就坐在她身旁的沙發上,安靜地看着她寫作。但她不知道,女兒寫的,是一封封信,而收件人就是自己。

去年,龍應台起心動念寫信給美君,開始了在《天下雜誌》的「給美君的信」專欄,同時刊在內地網絡上,十九封信於今年四月結集出版,名為《天長地久──給美君的信》,她希望透過這樣的書寫,讓她這一輩的同年齡讀者,或是年輕十歲、二十歲的讀者知道,其實訣別並不發生於父母的死亡,他們的失智就是訣別的開始。

為什麼不是給「媽媽」的信,而是給「美君」的信呢?

龍應台說,「因為我要把她當『女朋友』看,我也鼓勵天下的年輕人,都用另一個眼光去看父母親」。她說,如果她早一點開竅,在母親還認得她的歲月裏,就把她放在「女朋友」名單裏,她們就可以常常去約會,去看電影、聽樂團演奏、看展覽……她忽然回想起一個畫面,一個在腦海中揮之不散的畫面。

二十六歲的那年,龍應台在美國留學。獨自走在冬日紐約的街道上,雪花撲面而來,冰冷刺骨,她迫不及待地踏進一家咖啡館,選了窗邊的位子坐了下來,一邊喝着熱咖啡,一邊看着窗邊不斷流過去的行人。突然有一對母女,在玻璃窗前,停了下來。二人手挽着手,女兒大概二十多歲,別過臉去,似乎是在問媽媽:這家怎麼樣?滿面皺紋的媽媽笑得開懷,伸出手把女兒髮上幾絲雪片撥開。龍應台看到這一幕,頓時紅了眼眶,眼淚簌簌地滴進咖啡裏。當二十六歲的她在紐約咖啡館坐着的時候,母親正在高雄路竹的鄉下餵豬。那刻,她非常,非常想念母親。

她覺得自己的覺悟來得太晚,沒有好好珍惜和母親相處的時光,「我後悔從來沒有跟她單獨去過旅行」。帶父母親一起去旅行,當然是有的,也試過和兄弟一起陪媽媽回鄉。但龍應台說,那是不一樣的,一家四口去的旅行,跟一對一的旅行不一樣。「一對一的旅行是最醇厚的相處、最專心的對待。地點是哪裏都沒關係,畢竟每個人的情况都不同,有的人經濟能力好、時間許可的話,可以帶媽媽去一趟日本、韓國。但就算只是帶媽媽去一趟鄉下,只要兩代之間有單獨的、脫離日常生活軌道的『品質時光』,那就夠了。我甚至覺得,如果我是香港人,或許我會帶媽媽去南丫島過一個周末,效果是一樣的。」

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裏頭,龍應台於開首把母親美君的故事娓娓道來。一九四九年,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美君倉促上路,離開了淳安古城,那年她才二十四歲。後來和丈夫失散,便帶着兩個幼兒來到台灣高雄。上岸後,她知道以後只能靠自己了,於是用貼身藏着的五両黃金,頂下離碼頭不遠的一個菜攤做小買賣。二十五歲的美君很聰明,想到這樣可以一邊掙錢,一邊尋人,因為如果丈夫還活着的話,二人就有機會在碼頭上重逢,最後一家人果真團聚,並在台灣安穩地過了四五十年的好日子。

龍應台在書裏寫道,一九五九年,因為興建水壩,整個淳安古城沉入了湖底,從此在地球上消失。到了一九九五年九月,美君七十歲,第一次回到故鄉淳安縣,可是那裏經已面目全非,並且有了新的名字,叫千島湖鎮,是著名的旅遊景點。美君這次回鄉,目的只有一個,她說:「這次回來,我一定要找到我父親的墳。」有些親戚潑了她冷水,說「湖很大,一千多個島」「我們只記得一個大概的範圍,墳怕不好找」這些話,還建議她「遙祭」,即是向着那個方向祭拜。這時,龍應台看着母親,感覺到這個彪悍的女生要發作了。果然,美君說:「我在台灣遙祭了四十七年,你們覺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來這裏遙祭的嗎?」全場一陣安靜之後,她板着臉說:「我是淳安的女兒,找父親的墳是天經地義的。」

她眼中的美君,是一位堅強果斷、勇敢獨立的女性。

問她覺得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是來自母親,她笑着回答說:「我想天下的女兒大概都是這樣,在少女的時候,當人家說她有什麼部分跟她媽媽很像,她一定會用全身的力氣去否認,喊道『我跟她一點也不一樣!』但到了長大以後,有一天會突然發現,有很多地方其實跟她媽媽一樣。我發現我跟美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說,她的狂放不羈。這種性格在現在的文化看來好像是理所當然,但美君是在一個那樣傳統的社會走出來的人,那個年代社會對女性的限制很大,我佩服她是那種想笑就大笑的人。」

在母親七十歲的時候,龍應台開始鼓勵她寫自己的人生,有一天,當她整理父親的遺物時,發現一個本子,原來是美君的回憶錄。她沒想到美君真的有寫,但卻一直把它藏在沒人見的地方。後來她明白,母親這一代人,習慣於自我貶抑,覺得自己的人生太平凡,不值得記錄下來。做女兒的當然不認同,於是她把母親寫的自傳,加插在新書中,並鼓勵年輕人,趁有時間,做以下兩件事。

「第一是找你的祖父母做一個口述歷史,你要把它當成歷史科作業,認真地帶着錄音帶去記錄他們的故事。或許他們會受寵若驚,因為他們會覺得你不會有興趣想知道。但你會因此了解他們多一點。第二件事,同樣的,和你的父母做口述歷史,我覺得有很多人,會第一次聽到他們父母的來歷,有新的發現。」龍應台認為,在華人世界中,「長幼有序」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很多人想要和父母做朋友,也絕非一蹴而就的事,所以需要一點點生活的小練習,這不妨從做口述歷史開始。

龍應台大概是受到兒子的啟發。次子菲利普十九歲那天,有一天向母親走來,把錄音機架好,小心翼翼地把迷你麥克風夾在她的白色衣領上,然後攤開筆記本,靜待對方講話。當時龍應台覺得這是一件多麼令人驚異的事,她想,這世界上怎麼會有一個十九歲的年輕人對自己的父母感興趣?等到她驚醒過來,想學習兒子去追問父母的歷史的時候,父親已經離開了人世,而母親已經不認得她了。

「我們蹉跎,我們不給,一直到你們突然無語離去,我們就帶着不知怎麼訴說的悔欠和疼痛,默默走向自己的最後。」

她感慨地說:「當我們進入三四十歲時,跟你平行的生命就是你父母的生命,你成家立業的時候,她就進入初老了。所以你要有一個意識,知道彼此相處的時間是有限的,那你就會趕緊去做。」她續說:「兩代之間,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的日子,只有一定的額度。世上有一個定律,就是所有的家人都是要各奔西東的,不管是和父母、兄弟姊妹,或是子女。」此刻腦袋中閃過的一首歌,是蘇打綠的《早點回家》:「我們都是一個人加上另一個人的長相/時間的牆從他們的手掌到我們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麼多眼神對我說話/早點回家,早點回家。」

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龍應台宣布辭去文化部長一職,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陪母親走「最後一里路」。她坦言,在政府工作的期間,感到非常失望和灰心,「在政府裏頭工作,壓力很大,社會跟民主的制度,要建立十分困難,要摧毁十分容易,這點蠻令人沮喪的。所以,我稱那段日子為『在戰壕中工作』」。站在「前線」的她,看到的是一個時代的崩解、價值的潰散:「台灣這十年來的政治紛爭非常激烈,整個社會也相當的撕裂。」最後,她帶着失望和灰心辭職官場,本來只是單純地希望趕快到鄉下去陪伴媽媽,但她沒想到,屏東這片土地,修復了她一顆失落的心。

「台灣社會最美好和善良的一面,我都可以在鄉村裏看到。」對她來說,這是額外的收穫,最近她發表了一份「存在宣言」:「紅毛草藉什麼風從南非飄到了屏東;它哪在乎你國籍、主權、國界是什麼東東,它哪理會你說什麼外來、本土、原生,誰比誰先來後到有權利。泥土就是我的祖國,陽光就是我的護照,鳥兒就是我的主義,天空就是我的存在宣言。晨光中,坐在地上,南風吹着臉頰,濃翠欲滴的稻田在長,辣紅的火焰木在怒放,輝煌的紅毛草浩浩蕩蕩一路向大武山奔去。什麼叫『家鄉』呢?就是這樣輕輕的時刻。」

移居到屏東潮州生活以後,龍應台可以朝夕與母親作伴,雖然母親不知道她是誰,但至少握着她的手的時候,她可以感受到女兒給她的溫暖。而平日,龍應台享受一個人在野路上散步,等到周末,她會和遠方的兩個兒子視訊談話,每年再跟他們一對一地去一兩趟旅行。這是最好的時光,她說。媽媽還在,就是最好的時光。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載2018年4月23日明報世紀版)

後記

「怎麼那麼巧啊,你也叫美君啊!」第一次見面,她笑着跟我說。

訪問地點約在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的「龍應台寫作室」,那天窗外陰晴不定,她提議我們先去拍照,然後步伐輕盈地帶我們走進花園。經過一棵植物,她睜大了那雙好奇的眼睛,彎下身來,仔細地觀察它的顏色,指着葉子跟我們說:「你看看,這裏會從淺紅慢慢變成深紅,好漂亮喔!」沒想到這天有機會目睹那個,她說的、心裏頭五歲的她。回到寫作室後我們開始對話,沒多久,天就下起雨來,她笑眯眯地說:「老天對我真的太好了。」離開前,她拍了拍我的肩,說:「加油啊,美君。這是一個很棒的名字!」我不忘跟她說,我會帶媽媽去旅行,她就笑得更開懷了。

■龍應台.info

一九五二年出生於高雄的自來水廠裏,漁村農村長大。留學美國九年,旅居歐洲十三年,任教於香港九年;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台灣首任文化部長。是一支獨立的筆——可以燒灼如野火,狂放於江海,也可以溫潤如目送。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辭官,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二○一五年擔任香港大學「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至今。二○一七年八月移居台灣屏東潮州鎮,照顧母親,開始鄉間寫作。

文:柯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