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永欣:也談唱國歌

我在2002年當校長的時候,每在全校周會前,先唱剛被人大立法規管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隔鄰小學的校長察覺了,問我是否很「愛國」?我知道自己的學校並非「左校」,香港大部分學校也沒有唱「國歌」的傳統,這做法的確令人奇怪。但答案太複雜,故只能笑而不語。

為什麼每周還要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今天中國不是已很強大麼?我曾向同學解釋說,我是希望大家都去看看此曲的抗戰歷史,由此銘記民族所受過的戰爭苦難,同時也希望從了解此曲作者聶耳和田漢的身世,明白一點中國現代史。聶耳23歲遇溺早逝,避過文革的浩劫。田漢活到70歲,只在暴力和批鬥中死去,《義》曲歌詞亦由於田漢文革期間被打倒而遭修改。人類利用強權進行侵略、踐踏和平公義,這些歷史教訓,是需要記取的。

我當校長期間,還未有什麼刻意的「國民教育」。我也沒想過,作為校長是否要流露一點「愛國」情操?也沒研究學生有沒有選擇「愛國」或「不愛國」的自由?周會期間沒有老師學生看見升國旗而掉眼淚,但也沒有遇上過對升旗禮或唱國歌的挑戰。我認為毋須規管,認為那是自找麻煩。學校裏有非華裔的學生,也有華裔但不懂中文的學生,我私下對他們說:不懂唱或不喜歡唱的,有不唱的自由,只要在升旗和奏歌時保持站立即可。

我相信教育是在最可能寬鬆的環境下的理性討論和潛移默化,故從來沒有對學生說過什麼問題「沒有討論的空間」。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7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