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社運和公民社會:關於雨傘運動的思考

2014年秋香港發生了世界矚目的雨傘運動,期內數以萬計的抗爭者佔領香港三處交通樞紐,要求公平的普選。筆者最近獲邀出席一國際會議,就上面的議題發表演講,所以綜合整理一下有關研究,借此一角簡要地與大家分享。

從集體行為到聯繫行為

第一個思考是雨傘運動所呈現的社運形態變更的問題。Lance Bennett等學者依組織形態把當代抗爭劃分為3類:(1)組織催動的集體行為(organizationally brokered collective action);(2)組織促進的聯繫行為(organizationally enabled connective action);(3)群眾促進的聯繫行為(crowd-enabled connective action)。第一類是傳統的集體行為,所標榜的是中心組織和領導的作用,希望透過統一框架的建立而達至目的。第二類和第三類是聯繫行動。它們的組織橫向發展,較為鬆散和個人化,這種情况在群眾促成的聯繫行動中更是如此。三類集體行動有其不一樣的傳播方式。在組織催動的集體行為中,網絡媒體的主要作用在於減低傳播及協調的成本,不在於參與邏輯和組織形態的改變。網絡傳媒在上述兩類聯繫行為中使個人在參與中發揮更大的自主和創意。在群眾促進的聯繫行動中,各種傳播網絡與個人的網絡更互相滲透,組成多種傳播平台,形成動態組織,從而調配資源和對外界的舉動作出反應。

雨傘運動是集體行為與聯繫運動的混合體,既有傳統組織的影子,但更主要的是鬆散自發的組織形態,其中網絡傳媒成了社會動員和運動協調的工具,突顯出自發抗爭較靈活和個人化的特點。由於雨傘運動所建構的抗爭空間較具自主性和為時較長,是以參與方式變得更為多樣化。箇中的參與行為可分為「網上行為」和「網下行為」。前者包括轉發信息、辯論、說服、闢謠、解釋等;後者則包括前線攻防、後勤補給、場地維護和藝術創作等。因為群眾對中心組織的依賴減少,個人更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行為組合,構成較為個人化的參與形態。不過,分散和個人化的組織形態也衍生參與者對組織中心的懷疑,容易形成各自為政、缺乏全局意識和策略領導的現象,結果造成少數綁架多數,策略分立和激進化的問題。

網絡化傳播成就社運組織

第二個思考是傳播對社會動員有何作用的問題。在自由的現代社會,傳媒、網絡媒體、社會組織與個人社會網絡已經構成互相滲透、重疊的網絡,成為生活現實的有機組成,社運與網絡化傳播已經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是網絡化傳播創造了組織,而這樣的組織則有開放、橫向、鬆散和靈活的特點。研究者的責任在於找出各種網絡的獨特作用和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網絡媒體的主要功能在於媒介轉介(remediation)、意見表達和群組動員。大眾傳媒對有關議題有否報道及如何報道會影響到運動規模和輿論氣氛,還會波及運動策略的選擇及運動的形象。雨傘運動的規模較大,其關鍵處在於市民是透過電視現場轉播警方發放催淚彈的場面,激發不少市民上街聲援抗爭。

雨傘運動很大程度是自發運動。因為組織動員而來的抗爭者只佔少數,絕大部分是因為認同爭取公正的普選的目的而跟朋輩一起參與。學聯、學民思潮和「佔中三子」是佔領運動早期的領導者。不過,因為響應他們的號召而參與的比例不算高;大多數人是跟朋友、同事、同學和家屬一同參與。參與者往往是就個人的認知和判斷而向朋輩圈子通傳,相互說服,而這種小圈子傳播又跟別的朋輩圈子因有共同成員而獲得擴延,最後產生較大群體的共識,以至轉化為協調的聯繫行為。雨傘運動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參與社運,但也有可觀的人數是有參與過以前重要的社運及集體行為,從中可見香港社運有其相互聯繫和衍生的關係。

社運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分化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香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香港社運此起彼落,不少問題都以社運的方式來表達意願和尋求解決辦法,構成社會變革的動力和體現公民社會的主體性,而社運文化也已廣為社會接受,社運衍生社運,使香港成為「社運社會」(social movement society)。雨傘運動可從社運社會的角度來理解,也可以說是運動社會的一個極致表現。社運社會的出現,跟網絡化傳播的發展是同步的。網絡傳媒的發展,使社運動員及組織的成本大為降低,公民更容易成立組織,尤其是群眾促進的聯繫行動。

不過,由於團體分立,有時也互相爭持,演變成公民社會的內部分裂,使社運的效能大打折扣。同時,中央、特區政府和建制也同樣可以利用網絡媒體,動員及催生維護現狀的社會團體,造成群眾鬥群眾和公民社會分裂的狀態。香港的公民社會在中國大陸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中表露無遺。公民社會的分化使正反的民意互相消耗,一方面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同時也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公民社會的力量源自公民的組織性、自主性、自發性和多元性。如何增加它的持續力、應變力和統合力自是問題所在。

國家和政府是影響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中國大陸更是如此。於香港而言,中國大陸是影響香港民主運動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參與者。中國大陸的集權制度催生了香港爭取民主、自由、自治和本土利益的社運。面對中國大陸龐大的政治勢力,社會運動、公共論述和民意表達自是成為香港爭取權益和自我保衛的方法,雨傘運動也可以作如是觀。至於雨傘運動的得失和正反經驗,那是需要進一步的探討,不是這裏三言兩語所能概括的。

註:關於雨傘運動的研究主要由李立峯教授和本人負責,論文及書稿正準備出版。書目不在這裏細列。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