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局限

「習馬會」當然有它的歷史意義,說它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里程碑也不為過。可是,這次會面有必要,正好說明大陸長期以經濟利益籠絡台灣的政策失敗。這一點,不放過每一個機會「修理中國」(China-bashing)的美國媒體當然心知肚明。

11月7日至8日的《國際紐約時報》頭版,有一篇題為”Beijing hits limit in effort for influence in Taiwan”(北京難以進一步影響台灣)的報道。文章指出,大陸在過去8年來不斷向台灣輸送經濟利益。兩岸之間的貿易上升超過50%,單是去年,到台灣的大陸遊客便接近400萬。然而大陸雖然富可敵國,但最後還是失望而痛心地發現,「金錢買不到真愛」(money can’t buy love)。

兩岸加強經濟聯繫的步伐不能過急,涵蓋的範圍不宜太廣,這是太陽花運動不止為國民黨也為北京敲響的警鐘。更關鍵的,是北京8年來對台灣動之以情,更動之以利,2300萬的台灣人卻不為所動。絕大多數台灣人情願維持現狀,與大陸統一對他們來說無異於大難臨頭。文章又認為,即使北京將來向台灣釋出更多善意,例如同意台灣可以在國際社會有更大活動空間,也難以改善她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它形容北京的台灣政策單調(one-note),只懂得集中發展兩岸的經濟關係。

在同一天的《國際紐約時報》,「六四」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撰文批評馬英九出賣選民,為政治利益與台灣獨立自主的心腹大患北京合作。在這篇題為”Taiwan’s cave-in to China”(台灣向中國屈服)的文章,吾爾開希說習近平的經濟外交令國際社會「神魂顛倒」(put the world into a swoon),但他在國內迫害異己、扼殺言論自由;又大規模、有組織地拘捕維權律師,並以反貪為名,對政敵進行一場斯大林式(Stalinesque)的大清洗。

大恩小惠未贏得感激

這其實是北京的老問題。不要說新疆和西藏,只是彈丸之地的香港,回歸18年,北京給香港的大恩小惠不計其數,但香港人何曾有過感激之心?連一個經濟城市也無法用經濟手段拉攏,更遑論其他地方。

也許這不難理解。心理學上有所謂「需要層次論」(hierarchy of needs),指人在滿足了溫飽和人身安全這些較低層次需要之後,會轉而追求被愛、受尊重、自我完成和自我超越這些高層次需要。台灣和香港都不是一窮二白的地方,她們的人民做事和抉擇自然不會只從經濟利益着眼。

為何對很多人來說(包括為數不少生活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大陸是一個「從憎恨她可以得到樂趣」的國家(a country they love to hate)?這當然跟北京是一個專制、威權主義和實行高壓政策的政權有關。大陸今日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但很多人仍視之為「道德殘缺國」(morally handicapped)。「道德殘缺國」的其中一項重要功能,就是給人咬牙切齒、義憤填膺地憎恨,好讓憎恨她的人感受到一種高高在上的道德優越感;以及幫助他們建立一套誰是道德上等人(moral superiors)和誰是道德下等人(moral inferiors)的價值體系,並且在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另一個對大陸不利的因素是她短暫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執政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只有短短66年,世人——尤其是身受其害的中國人——對其執政前期雙手沾滿血的樣子仍然記憶猶新,那些在華人家庭代代相傳的仇恨燃燒得依然熾烈。當然,還有26年前的「六四」,那是令幾代香港人將中國共產黨定性為妖魔的「defining event」。

追求效率合法性 犧牲道德權威

政權的合法性除了體制上的合法性(例如透過合法選舉產生的政府),還包括道德的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以及以有效管治、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取得的「效率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一直以來,北京重視的是「效率合法性」,並往往在追求「效率合法性」的過程中打擊甚至犧牲自己作為合法管治者的道德權威。這套管治方式不但局限北京在國際社會可以發揮的影響力,也損害到大陸與香港和台灣的關係。連緬甸都要推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北京還可以耽誤到幾時?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