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危機的《從前.現在.將來》

一個「齊齊整整」的家庭在一個陰晴不定的假日往法國一個離島郊遊,身為哲學教授的Nathalie,在渡輪上仍忙於批改學生的作業。離開的時候,她那個也是哲學教授的丈夫,獨自站在著名多情種子、浪漫派詩人de Chateaubriand墓前沉思,法文片名L’avenir(《將來》)連隨打在銀幕上。這暗示着一個海德格式的存在主義主題——在未來,所有人都會死?還是預告着這個哲學家家庭的未來?接着下來,故事聚焦於Nathalie身上的連串人生危機,的確頗有存在主義的味道。

第一個危機是她如何應付那一班在罷課糾察線上態度激進,思想卻幼嫩,把政見分歧簡單地理解為世代之爭的低年級學生;他們把她標籤為「保守派」。回到課室,她能夠用來辯解的武器只有哲學,於是教導學生深入地,而非膚淺地閱讀法國革命思想之父盧梭的著作。

可是,哲學真的能頂着膚淺化的潮流嗎?她遇上的第二個危機就是,一直為她出版教科書和文集的書商,竟然也要跟隨潮流,把她的書包裝得不倫不類。就是強烈批判文化工業的阿多諾,諷剌地也要把自己變成文化商品。

如果思想的沉淪、文化的毁棄下,有思想的人只能孤獨地存活,那Nathalie的第三個危機則比這些更為貼身,也更為嚴重,因為她要隻身照顧年邁而性情怪癖的母親。這名婆婆多番拒絕入住老人院,經常嘗試自殺,在妄想世界不能自拔。Nathalie的生活秩序被嚴重干擾,但她的丈夫大都只是袖手旁觀……哲學,能讓她擺脫孤獨與無助嗎?

哲學是心思的事 也是肉身之事

可是,沒有什麼危機比起她丈夫Heinz有了外遇而提出離婚更為致命。離婚與喪母交錯地穿插於Nathalie的中年。她向主持喪禮的神父憶想起亡母卑微地爭取婦女解放的辛酸往事,憶述了如果沒有這名學識低下的母親督促,她自己也不會成為女教授。哲學——歸根到柢不止是心思的事,還是肉身之事。

在面對這場場人生挑戰中,Nathalie只有Fabien這個入室弟子可以和她分享。在她的保護下,他參與了她編的哲學叢書,寫完阿多諾,又寫霍克海默,都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健將。既然鍾情於「批判理論」,自然滿有稜角。而事實上,這個才氣橫溢的青年,其實早已不見容於她那鄙棄浮誇激進的丈夫。

Nathalie受喪母和離婚雙重打擊,促使這對師生走得更近,在瞹瞹昧昧的情感互動當中,這個失敗的中產女性知識分子開始了她的尋找真我之旅,毅然探訪Fabien和他的革命同志們在邊境山區所建立起來的公社。對年輕時期曾經參加法共的Nathalie來說,這是一段回溯自我之路。不過,回溯青葱歲月只是進一步證明了,退回中產生活這麼多年,已經塑造了一個何等拘謹的自己。1960年代那夢幻般追求自由解放的歲月,曾經是她真實的一部分。今日重新穿上短裙在山野漫步,自在而悠閒,可是青春真能復返嗎?

雖然她已被出版商視作謀財工具,可是,她已再沒有心情去與年輕人想像沒有版權的世界,她只關心跑到野外去的家貓的安危。哲學教授對烏托邦問題交了白卷,又如何?令她遑惑的,倒是她在公社的書架上看到老保守派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和極左派的書,竟然混在一起。帶着些少驚奇地,她問Fabien為什麼連齊澤克這麼糟糕的書也會看。不料,這卻惹來她至愛學生的反駁,質疑她理論和行為不一致,不會放棄中產生活,只滿足於對一些時局簽簽名、表表態。

苦澀滿杯,惟有悻悻然而去。

哲學在被告席上接受審判

這裏明明白白就是一個「代溝」橫亘在這對相濡以沬的師生之間。可是,Nathalie在她的重尋自我之旅中遭受這般奚落,就不單只是一個「代溝」問題那麼簡單,而是更有在「從前的我」與「現在的我」之間如何選擇、能否和解的意味。「哲學」作為一種與「實踐」脫節的遊戲,不單是無力、無用,更儼然是置於被告席上,接受審判。而她的答辯是:我本無意於革命。說來不帶一絲歉意。

在青年理想主義者與中年保守化(如她的丈夫)中間,Nathalie可說是夾縫中人。如果說,思想理論上她和年輕人是有所謂「代溝」的話,那她和丈夫之間的分歧,則既是源於性別的分野,更是深刻的哲學對立。

影片對Heinz的第三者不着一筆,夫妻互相爭吵的鏡頭一個也沒有,反而聚焦於分居之後對書的爭奪。Heinz原來鍾情於寫《意志與表象世界》的叔本華,甚至說只要有美酒與叔本華相伴,也樂於孤身過聖誕。但Nathalie則忘情於以倫理學為第一哲學的列維納斯,和以探討我/他關係而知名的馬丁布伯。顯見,Heinz仍然沉醉於悲觀主義甚至是有點虛無的意志世界,而Nathalie則更關心倫理與我/他關係。

事實上,《從前.現在.將來》(Things to Come)不單以Nathalie為敘事的視角,甚至整部電影都可以看成是對列維納斯思想的註腳。簡單來說,列維納斯認為西方哲學的錯誤在於以主體為優先,他以猶太教思想為資源,重新開展一種以倫理為優先的思想。他批判形而上學,他也要把海德格探索存在問題的進路翻轉,因為海德格思想內含着暴力、排他和孤寂。他要一種直面他者倫理責任的思想,而非一種抽象、離群、體系化或主題化的「哲學」。

明顯地,Heinz和Nathalie兩人的思想取向的差異,給予了他們的最終離異一種哲學上的註釋。這些差異,也影響着他們各自不同的生命態度。前者對見解不同的年輕人態度傲慢,喜歡獨處,知性發達,卻又拈花惹草;後者關懷子女、照顧母親、提攜學生,那怕她和他們有這樣或那樣不同的見解和選擇。因為,「將來」不是由死亡所界劃,而是未知或不可預知的「他者」。

事實上,這種分歧從他們倆人對於是否接聽那來自Nathalie母親的「午夜凶鈴」開始已見端倪——男的說不要理會,女的最後也把電話接過來。一如列維納斯的倫理學悖論:「向我顯現的他者既是一無所有又是可以命令我的人,他的面容同時表現為弱者和命令者。他既能發出不容違抗的指令,又能表現出邀請者的卑微。」

如果說,影片開始的時候,墓園憑弔的一幕把海德格「凡人終將有一死」的存在意義問題點了題,可是,隨後的影片並不跟着去歌頌那些勇於為「本真的我」作出存在「抉擇」的存在英雄。相反地,導演把Nathalie如何應對生命的連場危機,演繹成種種體現對他者責任的生命「瞬間」。這些倫理上對他者責任的「行動」「瞬間」,既是提供了她和Heinz最終離異的解釋,也對年輕的Fabien指摘她知行並不合一作出了回應——真正具倫理意義的實踐行為,並不在於有否為烏托邦進行哲學的描述。

女性視角返回哲學戰場

前年活地阿倫有一部也是以哲學教授為題材的電影,名叫《愛情失控點》(Irrational Man),頗為誇張地嘲諷了一個男性哲學教授如何處理他的生存意義危機,切合了一般美國觀眾對歐陸思想的刻板定型。這一部由新進法國導演Mia Hansen-Løve以女哲學家為題材的電影,則不旨在剝削「哲學家」固有的世俗形象,更是一份對法國思想家讀書會的邀請,以及女性視角返回「哲學」這戰場的又一見證。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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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