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二十年:基本法的解釋

在一國兩制下,法律制度是兩制的最大分別,能否維繫香港的普通法制度,便成為衡量一國兩制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普通法制度下,立法機關負責制訂法律,司法機關則負責演繹法律,並負起平衡個人權利和公衆利益的重任。在闡釋法律條文時,法院一方面要反映立法原意,一方面要平衡不同的權益,既要與時並進,亦要保障社會的核心價值。法例要規管未來,但總有些事情是立法機關沒有預見的,法院不是立法機關,有其獨特的權限和角色,不能隨意以解釋法律為名填補法律上的空缺。立法原意需要客觀地從文義推敲,而非透過徵詢立法會成員或行政機關來確定。為保持法律解釋的客觀性,普通法發展出一系列關於解釋法律的原則,避免法律的解釋會因人而異或隨政治氣候而改變。

就以議員宣誓案為例,法院要解釋何種行為才構成「拒絕或疏忽」宣誓,除了字面的解釋和法院過往曾作出的相關判例外,辯方追溯法律條文的來源和演變、宣誓的由來和目的、該條文和其他條文的關係以及涉及的憲法權利和原則,控辯雙方各自就這些問題詳細論述。法院要平衡各方的論據,反覆推敲後才判決,而這種推論和演繹是普通法中常見的情况。

反觀人大釋法,基本上是現政權對法律條文的補充,解釋取決於當權者的政治取態,如《基本法》附件沒有說明如何進行政改,人大常委會便增補加入政改五部曲;《基本法》沒說明特首出缺時,繼任人出任餘下任期時是否已屬一任;亦沒說明議員改變宣誓的形式和內容時該如何處理,人大常委會便透過釋法填補這些空缺。這種釋法,既不受現有條文所限制,亦不需作一些客觀的推論,解釋隨政治氣候變化而異。與其說是解釋,更恰切地說這是補充立法。

人大釋法這種以政治取向掛帥的解釋方法和普通法追求客觀推理的制度是格格不入的,這是為何人大常委會每次釋法均會對香港法律制度作出很大的衝擊。回歸二十年,釋法接二連三,最近一次更直接衝擊法院的判案,中央政府這種強硬取態,只會令人憂慮兩制還能維繫多久。

文:陳文敏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7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