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一國兩制的陳腔濫調

今年是香港主權移交的20周年。

筆者翻閱《鄧小平文選》讀到鄧小平發表於1984年6月一段解釋「一國兩制」的論說,是時中英雙方還未草簽《中英聯合聲明》。他說——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10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當然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

除下遮羞布 社會主義只剩一黨專政

鄧小平的文章並不長,卻足夠把「一國兩制」的「初衷」勾畫,亦令人不勝感慨。所感慨者,就是鄧小平當年所描劃的兩制和兩制之間的關係,簡直有如明日黃花。

鄧小平當日堅持,社會主義是10億中國人生活的大陸的主體「制度」,只是在香港、台灣「這兩個小地方」實行資本主義,非常形象地表達了一國兩制的主從關係。一邊是主體,另一邊是主體屬下的「某些地區」,一大一小。大的實行「社會主義」,小的實行「資本主義」。雖然「一國兩制」每每讓人有「一中有二」的「對稱幻覺」,但是大小主從的不對稱關係卻是顯然的。而可堪感嘆與質疑的是:今天中國,仍然是社會主義主導,資本主義僅為補充嗎?

當年的鄧小平,剛剛從文革的打擊下復出。大陸上下,信心危機嚴重。鄧小平一手以開放改革來紓緩民怨,一手以民族主義為手段建立威望,「收回香港」恰巧成為鄧的一手好牌。然而他以黨國江山為念,馬列毛的正統信仰不敢碰。他立意緊抱社會主義為大陸制度之主體,我們不用懷疑其誠意。可是,八九六四之後,雖然學生運動被鄧小平鎮壓了,但他亦知時不我與,中共只有孤注一擲,全面走資才可保住打回來的江山。1993年南巡後,鄧下令廢止任何「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實質上就是把「社會主義」束諸高閣,巧言一切皆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此以後,「社會主義」僅僅成為中國模式資本主義的遮羞布,實質內涵僅剩下「一黨專政」。資本主義不單在香港實行,在深圳和沿海城市亦大舉進發,後來更是全國上下雷厲風行。資本主義,又豈再僅僅是社會主義的補充?

其實,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視作非此即彼的二元選擇,只是一種冷戰對抗的餘緒,把世界簡化為只有兩極。而事實上,資本主義既可以是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黨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不一而足。

蘇聯東歐集團瓦解,全球資本主義取而代之,鄧小平為保中共政權,不惜把社會主義虛名化,全面參與全球資本主義,只保留一黨專政。但一黨專政並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專利,或者社會主義的充足定義,因為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同樣都是一黨專政。今日的中共,在「三個代表」理論底下,更成為權貴資本家和黨國精英的利益集團,何來以社會主義為主體的一制?

今日之中國研究,有稱中國為後社會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群帶資本主義……不一而足,但就算是西方為了「唱好中國」而大讚中國模式的親華派,也不會愚蠢到以為中國今日實踐的是社會主義。事實上,20年來,香港的困境正是因為「一國」乘冷戰結束後參與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發展,急速蛻變為龐然大物的黨國資本主義,壓縮香港的自治和自主空間所導致。

要保護維持的另一制究竟是什麼?

在香港,擔憂專制侵害自由當然合理,但是,如果把強勢(北京)的一制對弱勢(香港)的另一制的破壞,演繹為因此需要維護「資本主義」一制以對抗「社會主義」的另一制,則可謂中了鄧小平式論述的陳腔濫調。因為,為了香港保持「一國兩制」,避免滑向「社會主義」,全民退保可以被排斥,標準工時可以被否定,租金管制可以被列為禁忌,紅色地產資本卻可以長驅直進。這個城市,在黨國資本與新自由主義共同挾持底下,可以更快速滅亡。

所以,歸根到柢我們要問,當今日大陸的主體體制並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某種專橫跋扈的資本主義作為強勢主導的主體一制,要保護、要維持的自主自治的另一制,究竟是什麼?說不清楚的話,就只會重複一國兩制的陳腔濫調。

鄧小平的文章又提到:「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世界上一系列爭端都面臨着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

很明顯,鄧小平的思路是依據「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近代「民族國家」模式,去設想「國家要實現民族統一」的民族主義立場。而且,香港和台灣問題,對鄧小平來說是一個「新的問題」,所以需要「新的解決辦法」。

鄧民族主義初心被扭曲成理藩治術

可是,這幾年以來北京改變了他們對一國兩制的理解,這些理解卻是與鄧小平的這點民族主義「初心」南轅北轍。例如,有份撰寫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就把毛澤東1951年與達賴喇嘛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達成的「十七條協議」,也算成是同一套一國兩制模式。

如果強世功是對的話,鄧小平謂一國兩制是為了解決「新的問題」而提出的「新的辦法」,顯然就是錯誤。強世功之流要如此偷偷貶抑鄧小平的創新性,正是因為他要同時把毛與鄧都列上承繼傳統中華帝國政治遺產的譜系當中,也就是說「一國兩制」只不過是中國封建多民族王朝理藩治術的古老智慧。

大陸的天朝學人如此苦心孤諧,迂迴論證,不外乎是因為他們要替中國共產黨在「後社會主義」年代再神話化,說他們其實超越了現代西方政治理論,包括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及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也就是說,中共各朝元老,無論他們曾經如何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琅琅上口,也畢生為了「姓資」、「姓社」問題爭鬥得多麼厲害,弄得他們下面千萬黨員百姓為此而浴血犧牲、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其實他們都只是不自覺地承繼了中國儒家傳統的天下觀念。

為什麼他們要急於揚棄階級、民族和主權國家觀念,原因當然就是他們發現,這些觀念並不利於「帝國」復興,「天下」重臨。如果不能依靠打造新的天朝主義,又如何能替代破產了的中共正統馬列教條和社會主義?這些新進的黨國辯士,雖然把毛澤東捧上天,但顯然並非香港人習慣了解的「極左」,反而是一種「右翼毛派」,光譜上處身「極右」。要命的是,他們並非少數,而是新老官僚們身旁的謀臣策士。

香港成天朝復興烏托邦試驗品

他們急於借用香港來作為他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烏托邦工程的試驗品。他們高舉毛與鄧,為他們擺設神壇,卻要大力纂改、歪曲和取消他們的思想和實踐經驗。他們不惜把諸如「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的遮羞布也要扯走,踢爆黨國元老們的帝王心態、封建思想,就是要孤注一擲,將中共的命運壓在一種帝國式的天朝黨國論之上。

這套天朝黨國論所宣示的,不外乎謂中國統一台灣、香港,並不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相反地,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只是一個中華封建傳統所涵蓋的「文明」。這個可溯至遠古的「文明」所需要的「統一」,並非近代西方模式「民族國家」的統一,更遑論要實現這模式所包含的國民身分平等,國家乃民有、民治、民享的觀念,而是「天下歸心」、「百夷臣服」、「萬國來朝」的新型朝貢關係。

所以,「回歸」20年,香港人所體驗的,與其說是民族主義者所曾期待的山河、土地、人民、歷史,不如說是確立了此城新的「宗主國」,及以朝貢式政治忠誠厚薄所交換得來的「發展機遇」。

當今日「抓緊發展機遇」成為反反覆覆的國民愛國教育的主要內容,民族主義、一國兩制又如何能不也成為陳腔濫調?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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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