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讓歷史消失的文化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就着羅恩惠所拍攝的《消失的檔案》在社區巡迴放映,得以在市民中間引起關注,也勾起了不少人的集體回憶。雖然這些回憶的內容並不一樣,甚而有時有所爭議,但它的確為欠缺歷史教育的香港人,補上寶貴的一課。筆者參加過不止一次的放映場合,觀眾既有曾經親身經歷六七暴動的一代人,也有太年輕而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的年輕人。

對前者來說,六七暴動可能是一段遺忘了的經驗,也可能就是久未審視過的疤痕。對後者來說,六七暴動有如一則傳說,一個故事。只是大多數比較年輕的人,除了少數可能透過網上一些片斷影像對六七有種模糊印象之外,大都不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這個故事原來就是發生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的街頭巷尾,以至當年和這件事擦身而過的,就是平平凡凡的你、我、他。

自2006年清拆天星、皇后碼頭開始,人們琅琅上口的一個詞彙是「集體回憶」。大家也開始明白集體回憶對我們的集體身分的重要,可是,集體回憶並不止是對舊物的懷戀或不捨,或者情懷感覺的分享,因為集體回憶背後所指涉的其實是我們的歷史意識。如果缺乏了歷史意識,我們就什麼都不是。

大局不由自主 自我遺忘洗底

可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是殘缺不全、充滿漏洞和空白的。原因不純粹是過去殖民地時代政府不重視歷史教育,也不在於回歸中國之後香港史一直沒有獨立成一門課,更在於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一直存在「不肯正視歷史」的心態。香港文化研究的鼻祖、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榮休教授阿巴斯(Ackbar Abbas)曾經以「消失的文化」(culture of disappearance)來說明香港在殖民前後的文化特色。他說的不是香港的人與事很容易消失,沒有耐久性,或者欠缺永恒的價值,也不是說香港的文化即將失去,而是說香港的文化特徵是人們往往對已存在的事物視而不見——雖然近在眼前,卻猶若消失。

不巧地,《消失的檔案》猶如阿巴斯理論觀察的最新註腳,它見證了一種「令歷史消失的文化」。香港有着這種「令歷史消失的文化」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就是上面所說,人們對歷史的相對漠視,視而不見。也因為,香港大局不由自主。

更改身分、更改效忠對象、改變思想政見,是平常不過的事。遺忘和自我遺忘,「洗底」與不斷「自我洗底」,一時左傾,一時右傾,一時親英,一時親中,一時社會主義,一時資本主義……記憶負擔太重,不懂遮抹、隱藏自我,形勢變化之時又如何走位?

不知回憶什麼 不知如何回憶

再者,記憶是要有物質條件的。正如《消失的檔案》的製作過程所揭露的,香港欠缺一套配合和方便歷史研究,以及鼓勵向歷史問責、保護歷史檔案的法規,導致可供研究重大歷史問題的檔案,竟然可以大量消失。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香港歷史當中充滿着那些被刻意地遺忘,有意地被遮抹的段落。因此,就算我們有回憶的願望,有反思、整理我們自身經歷的需要,建立我城的歷史意識,我們有時都不知道回憶什麼,也不知道如何回憶。

所以,《消失的檔案》這個片名特別令人感動的是,它不但指出了一個被遺忘中的問題:究竟六七年發生了什麼事?也點出了一個重要的質疑:遺忘六七為什麼會發生?

遺忘是等待被重寫篡改

正如捷克作家昆德拉(Kundera)所言,「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而英國作家奧威爾(Orwell)也說過,「誰人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記憶與遺忘並不是歲月時光的效果,而是一場發生於任何一個「現存/當下」的永恒搏鬥。因此之故,遺忘從來都不是永遠的遺忘,而是等待着被重新改寫/重新篡改的機會。所以,如要在香港的歷史廢墟中重尋歷史自我,保護記憶,特別是民間、私密,非為權勢者歷史所統攝的記憶,是一項永遠都要進行的持久抗爭。

香港人第一次奮起保衛的歷史記憶是關於1989和六四。也因為保衛六四記憶的工作而世界知名。一直以來,香港人都沒有任何官方力量去為六四「定性」,但是明明白白的「六四鎮壓」,慢慢被淡化與漂白為「六四事件」,最後還被輕描淡寫為「六四風波」。這種記憶的篡改,為的是明顯的政治目的,它的手段就是重新命名、改寫,最後達至遺忘。

可是,六四是關於北方中國的,相對之下,港人對自己的歷史記憶工作,又是不是做得太少了?六七暴動明顯是香港的一件歷史大事。

可是,過去50年來,真正專注於這件事的可參考材料,可說寥寥可數。直至近年張家偉、余汝信、江關生等著作和資料整理,我們才可以初步整理出一個輪廓;《消失的檔案》又為我們加添了按歷史嚴格求證精神來敘事的珍貴影像實錄。

用「中性」之名 無限地相對化

「六七暴動」本來就不是由共產黨一樣的機制去官賜的一個「正名」,而是一個普遍的共識,指的是它所涉及的暴力程度,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幅度。而左派則泛稱「反英抗暴」,突出他們心中理解事件的態度,重點為「反英」。

「六七暴動」和「反英抗暴」是兩種平行的回憶方式,哪種正確,只有憑藉歷史證據和良心判斷,各不相涉,互不搭界。可是,最近的六七回憶,又有人刻意地將其衝突淡化,同一種篡改記憶的姿態和動作又再浮現。明明白白是在斟酌歷史是非,又何勞改名為「六七事件」?若要來下一步改成「六七風波」,那歷史功罪,是非對錯,是否又能真正改變?

事實上,作為一個歷史的傷口,六七暴動是難以「正名」的,原因就是中共方面至今還未有公開解封直接與六七相關的人、事、組織、部門的相關檔案。六七暴動前後各有關政治人物的政治責任還沒有坦坦白白搞清楚,所謂「正名」都只是自欺欺人。所謂要在「暴動」和「抗暴」之外,以中性的「事件」之名來含混過關的做法,根本就是從勞無功的掩耳盜鈴,也是一種將歷史真相無限地相對化的歷史虛無主義,歸根結柢只是一種小動作,塗抹的意圖也太着迹。

六七與魚蛋 暴力態度驚人一致

不過,今時今日,討論和六七相關的問題是很有必要的,特別是當香港新一代也因為過去幾年所遇到的挫折而萌生出「革命」的念頭,也的確發生了2016年初的「魚蛋騷動」(一些參與者堅稱為「魚蛋革命」)。如果要比較兩者所持的政治主張和立場,「六七暴動」的參與者和2016年的「魚蛋『革命』」參與者自然是南轅北轍。可是,如果我們細緻的了解一下他們對暴力的態度,對「革命」必定需要暴力、甚至「革命」中對無辜犧牲者的看法,你會發覺是何其驚人地一致。

梁天琦說:「年初一的衝突,是對抗暴政打壓的抗爭,至於當中有一些,我覺得是抗爭入面的沙石,是會波及到無辜,我可否就每個事件去評價呢?」

而最近向人大要求平反六七的吳亮星也說:「任何大型群眾運動,難免有枝枝節節……混亂之中有無人被無辜傷害,這個情況就要還原。」

「沙石論」和「枝節論」兩者共同分享的都是成王敗寇的「革命史觀」,雖然歷史上兩者其實都是失敗了。不過,今日的人大代表給後世的「革命訓示」似乎是:失敗了不要緊,「暴動」總是「有益」於社會進步。

六七暴動的失敗,帶來半個世紀香港左派的犬儒和抑鬱。沉緬在革命豪情卻遭受拋棄的,不但無法反思,只能以遮掩、遺忘、否定、偽裝……來迴避無法重建自我觀和世界觀的困境,等待再次被利用。

毛澤東在席捲全國的「革命」大潮下,統領江山。要解決什麼「反帝反殖」/「民族矛盾」可說只在彈指一揮之間,卻硬要留個小小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讓小島上幾許「沙石英雄」/「枝節勇士」為這「民族矛盾」而含鬱半世,以「暴動有益論」來自我期許,證明自己還有「利用價值」,還可以伺機再利用他人……這也可說是毛式虛無主義革命偉業「利用」策略的最佳體現。

不讀毛澤東,不思港式左派,不去正視六七暴動的悲劇,何以談革命?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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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