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行傳:革命已死 在荒謬中反抗

今年是香港移交主權20年,也是六七暴動50周年,不過,我們容易忽略的是,今年也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100周年。

筆者最近去了天邊外劇場觀賞新晉導演鍾肇熙執導的卡繆著名劇作《義人》。該劇在兩年前以《正義弒者》這另一譯名以讀劇形式演出過。今天正式搬上小劇場,演出十分成功。《義人》創作於1950年,劇的內容取材於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發生的刺殺Sergei Alexandrovich大公爵事件。史家公認,發生在這年的連串沒有明確目標的起義、暴動、罷工和刺殺,是一場失敗的革命,但卻是1917年終於推翻了沙皇的革命的先驅。《義人》也可譯作「正義的刺客」,卡繆在這齣戲探討了刺殺和恐怖主義的道德問題,在今時今日壓抑的政治氣氛底下,《義人》的演出特別具有意義。

整套戲分為5幕,由策劃炸彈刺殺、第一次刺殺失敗、第二次刺殺得手、刺客在獄中與公安局長和大公爵夫人周旋,以及最終刺客被問吊共5個環節組成。貫穿在當中的是兩場非常有張力的對辯,其一是發生在「社會革命黨」成員之間,爭論環繞在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能令「刺殺」不止是「謀殺」,而是一種「正義」的行為。其二是刺殺得手之後,刺客在拘留所與公安局長和大公爵夫人之間就懺悔、赦免、寬恕等問題而展開的周旋和爭論。

卡繆的勇武與和理非

這幾年來,由於雨傘佔領而出現的關於「勇武」與「和理非」抗爭手法之間的爭辯,隱隱然在主角Yanek和Stepan之間針鋒相對的對話中找到影子。前者認為參加革命的初衷是因為熱愛生命,殺人是為了建立一個不用殺人的世界,所以刺殺行動不應傷及無辜。而後者則認為,革命不是革命者自我欣賞的機會,革命所求的是勝利的果實,犧牲是為了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才可得救。對Yanek來說,刺殺而傷及婦孺和小童,是令革命蒙羞受辱的舉動,因為它令人忘記初衷,但對Stepan來說,因無聊苦悶而參加革命,在行動之中卻又抱婦人之仁的人根本不應參加革命;被迫害的人根本沒有本錢講什麼榮譽,因為遭受羞辱打壓已是日常之事,所以革命者不應只顧手段光彩不光彩;歷史只站在勝利者一邊。

不少評論人認為,Stepan是一個為求達到革命目的,手段是否合乎倫理只是其次的典型革命家,卡繆通過這個人物影射列寧,因為列寧把這種無情革命的原理貫徹地實現;而Yanek卻是列寧式革命濫觴之前的「反抗者」,他念念不忘革命的初衷是反抗,而反抗永遠只能建基於崇高的價值之上。卡繆恐懼的是,如果Stepan的邏輯是對的話,以正義為名的反抗行動,只會同時製造下一個暴君。《義人》指涉的那場發生在1905年的刺殺後,歷史證明了勝出的是Stepan,但「正義的反抗」卻沒有勝利,因為隨之而來令蘇聯誕生的十月革命,的的確確鋪墊了邁向斯大林主義暴政之路。

而正是因為蘇聯的斯大林主義,令卡繆在1950年寫下《義人》這個劇本,這齣戲也加深了他和巴黎那一班包括薩特(Jean-Paul Sartre)在內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分裂。因為這些每每以公義、自由和「革命需要」而高談闊論的左翼,還在坦護斯大林。直至蘇軍入侵匈牙利,仍然有人為蘇共(和支持他們的法共)護航。不過,更令卡謬困惑的是阿爾及利亞發生的反殖運動。身為一個移居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低下階層,他對法國殖民政策有極大不滿,但對反殖運動中游擊隊瀕繁訴諸恐怖主義手段,卡謬深以為慮。可是,巴黎那一班「離地」的左翼知識貴族,卻要擁抱革命同情者的光環,不斷為暴力反殖背書,視巴黎外圈的卡謬為政治不正確的反動派。

革命未治虛無延續荒謬

50年前的「六七暴動」,香港也有一群以反殖大義而訴諸暴力的恐怖分子。當年他們以革命之名,放棄了倫理的判斷,投身於一個以為可以達至全盤社會正義的烏托邦計劃,把自己及他人看成只是一個偉大歷史進程的棋子。他們正是《義人》中Stepan一角的化身。在他們放棄獨立思考和倫理判斷,以求一個用革命來救贖他們生命意義這方面,卡繆洞察出一種極致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正是卡繆在其他作品中所反覆探討的「荒謬」的根源。「革命」不單不是克治這種虛無主義的藥方,因為它只會延續和加深這種荒謬——就一如我們當下活在一個由無數社會主義革命者鮮血所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強國」底下的荒謬。

革命的弔詭結局嘲弄了人以為能以自己之力,建造理想社會的那種妄自尊大。革命最終會變質,革命最終會被出賣……這些往往被保守主義者闡釋為反抗無用論,為形形色色的犬儒主義、苟活哲學辯說。可是,對卡繆來說,人世間種種的虛妄和根本的荒謬,並不證明「反抗」沒有價值。恰好相反,卡繆正是要說明,正好是人世間充滿荒謬,「在荒謬中反抗」就是生命價值的泉源。這也是為什麼他要以「我反抗故我存在」來取代「我思故我在」的公式。他在《義人》一劇正是要區分出,除了終歸虛妄的「革命」之外,我們還有堅持以扺制荒謬為目的的「義人」。這些人反抗,甚至訴諸暴力而反抗,但是他們還是堅持縱使艱難仍是要行使倫理判斷力,使「謀殺」這個行為可以配得上「正義」之名,而非逆「正義」而行、只求「成功」的濫殺。

《義人》的第一幕,Yanek和他那個製造炸彈的女朋友Dora熱烈地討論如何「以命抵命」來向世人說明他們的行為不能等同於謀殺,結果得出不殺無辜,以及投彈後不逃跑、不拒捕的方案,為自己的反抗劃下了道德底線。可是,在第四幕,大公爵夫人(以一個在Yanek的道德底線下逃過被殺命運的倖存者的身分)卻說:你以為被你殺死了的大公爵是壞人,而你放生了的小孩是好人,但事實卻是相反。

大公爵夫人所代表的是宗教,勸說罪人在上帝面前懺悔。因為離開了上帝,人根本無法審判自己,也不會找到任何可靠的道德底線。可是,Yanek拒絕了宗教的勸降,並視之為一種試探。他拒絕以懺悔來交換赦免,因為他要抵抗在監獄之外,對他會否最終堅持以身殉難的懷疑。非常辯證和弔詭地,這種拒絕以宗教、上帝之名的招安與懺悔,堅持與塵世受苦者赴義同死,不忘反抗是為了實現人間大愛的行為,結果卻與宗教聖蹟一樣,把Yanek那些仍在反抗前線的同志們團結起來,克服了他們軟弱、猜忌、懷疑,在士氣低沉的時候獲得了最強力的精神提振,連最膽小的女生Dora都決志參與投彈,作出極致的反抗。

劉曉波快命絕大牢 何異沙皇年代?

俄國人推翻沙皇專制的起義,與香港六七暴動,都是卡繆「正義的反抗」哲學的現實參照。問題不在於它們都是造反失敗的案例,結論也不是投降認命。值得反思的其實是那些遮掩在偉大「革命」、「反殖」旗號底下的虛無主義,以及聲稱可以解救虛無主義的種種虛妄希望(解放大業)。

這個世界愈來愈荒謬,連劉曉波這個不投彈、不擲石的書生,這個世界稱許的諾獎得主都快要命絕於大牢,今天與殘暴的沙皇年代又有什麼分別?不過,這種種荒謬也令得卡繆的思想或劇作愈來愈危險,不因為他鼓吹革命或者如何成功「有效地」革命(相反地他處處質疑革命),而是他指出了如何才是真正的反抗者。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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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