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周記:風雪之夜的知識分子

演員奧馬沙里夫去世後,世界各國對他的憶念頗值一記﹕《紐約時報》報道他逝世的消息時把他兩部電影《沙漠梟雄》(Lawrence of Arabia)與《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相提並論;日本《朝日新聞》以《沙漠梟雄》為標題;中國大陸網民多以《齊瓦哥醫生》為先。這兩部電影是詩人導演大衛連(David Lean)六十年代的力作,《沙漠梟雄》捧紅愛爾蘭出生的演員彼得奧圖,《齊瓦哥醫生》則是原籍埃及的奧馬沙里夫一生標記。

一個優秀的演員只要有一部好電影就足以流傳後世,畢生拍片不到百部的奧馬沙里夫,以《齊瓦哥醫生》這部以大時代政治為經以蕩氣迴腸愛情為緯的震撼人心電影成為北非影帝。時至今日,《齊瓦哥醫生》仍然長留人們胸臆,由於拍攝時期正值六十年代冷戰最盛日子,莫斯科景色以西班牙景物代替,然而瑕不掩瑜,大衛連不愧是當代大師,在三小時的電影裏把原著作者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的作品拍得行雲流水,在俄國——蘇聯的歷史交替時刻勾勒政局動盪兵燹四起的人生無常,以大時代轉折時期知識分子的理想與愛情兩條主線為電影主軸,最後以知識分子無法得回真愛以及終生追求的理想幻滅落幕。

《齊瓦哥醫生》配樂與攝影俱極優美,片中多個長鏡頭更是神來之筆;大雪紛飛冬夜寫信一幕令人感動,權貴據案大嚼街外傳來工人沉然引吭《國際歌》突顯人民群眾的力量不可侮。重看此片,光與影之間想到這部電影的同名小說曾是蘇聯禁書的歷史背景,那是比諸電影結局還要沮喪的真正史實﹕知識分子在極權制度之下的倔強——打擊——蒙難,直至改朝換代始得以平反。放諸五湖四海,睽及上下百年,類似的悲劇今天仍然在不同國家接續上演。

資深影迷對一九六五年上畫的《齊瓦哥醫生》心有所感,是因為在電影院觀影之後,走出陰暗回到光明世界時依然感到莫名悲戚,這不僅是電影結尾齊瓦哥醫生在街上目睹舊愛背影正欲追上卻猝死街頭的慟然,更多是齊瓦哥醫生在電影內身處的時代背景到了一九六五年仍然存在。那是東西方冷戰高峰時期,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與美國率領的西方世界捉對廝殺,核武相向的同時是兩種截然不同意識形態的扞格。相對西方「自由世界」,蘇聯集團緊抓一切,個人自由都得服膺於國家利益,由是,齊瓦哥醫生窮一生追尋的政治理想灰飛煙滅。

 原著作者的坎坷人生

說心有所感,因為只要稍為知悉《齊瓦哥醫生》這部電影原著的背景,無不會為歷史的重複而扼腕,亦為知識分子對國家的熱誠遭到踐踏而黯然。《齊瓦哥醫生》是根據同名小說改編,原著作者帕斯捷爾納克是蘇聯猶太裔人,少有文名,尤以詩歌著稱。《齊瓦哥醫生》是帕斯捷爾納克罕見的小說作品,這部寫了足足八年的史詩式巨著,說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在顛沛流離革命時代的見證。以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目光而言,《齊瓦哥醫生》充其量是蘇聯年代的「傷痕文學」,講的是十九到二十世紀轉折之間的俄國故事。不過,帕斯捷爾納克這部小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認為沒與當時的蘇聯相互匹配,說是散播「十月革命是失敗」思想云云,於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而言是「沒有更好地為革命服務」。這部書殺青於五十年代,一直沒有獲得許可出版,後來有人把這書偷運到蘇聯國外,先譯成意大利文版,再譯英文。鐵幕之外的世界驚訝於蘇聯建政幾十年,竟還有人敢於對人性殘忍以及專制殘暴提出控訴,在當時的大氣候下自是一紙風行。於蘇聯來說,這是美國搞的文化冷戰,旨在醜詆偉大的十月革命及蘇維埃政權,是中央情報局出手,把原著縮影菲林運到外國,不一而足。

歷史轉捩點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把文學獎頒給帕斯捷爾納克,讚揚他「在現代詩歌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領域取得的傑出成就」(for his notable achievement in both contemporary poetry and the field of the great Russian narrative tradition)。陰謀論者把這視為西方要搞砸蘇聯政權的詭計,於是傾力反擊,就在文學獎宣布之後兩天,莫斯科文學院要求所有學生簽署一份聲明,譴責帕斯捷爾納克及他的小說。之後,再有學生簽署另一份聲明,要求把帕斯捷爾納克放逐離開蘇聯。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值如何,各人心裏自有一把秤,但蘇聯當局如此對待帕斯捷爾納克,客觀上把諾貝爾文學獎抬高到一個前後未有令人注目的地位。一位以寫作為職志的蘇聯作家,在這個漩渦裏無法脫出,成為了冷戰年代的犧牲品。

 沒能領諾貝爾獎的作家

帕斯捷爾納克先是被禁足到斯德哥爾摩領取獎項,蘇聯當局告訴他,要是踏出國境,就不可以再回故土。於是,在獲悉得獎當日向諾貝爾委員會發出電報,表示「無比感激,感動,光榮,驚訝,銘感五中」(Infinitely grateful, touched, proud, surprised, overwhelmed)的帕斯捷爾納克向諾貝爾委員會發出第二封電報:「鑑於社會對我獲獎的看法,我必須拒絕此一不應領取的獎項,請勿因我的自願拒絕而不快」(In view of the meaning given the award by the society in which I live, I must renounce this undeserved distinction which has been conferred on me. Please do not take my voluntary renunciation amiss.)。當然,類似的聲明不可能馬上令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批判停止,蘇聯作家協會要把他驅逐出會,國家機器日以作夜狠批這個「出賣祖國」的書生,一再說要把他驅逐出國。到了這時,筋疲力竭的帕斯捷爾納克已是山窮水盡,他向當時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寫信,說自己離開國家便等於判了死刑,「我已經為蘇聯文學做了一些事」。之後兩年,這位作家幾乎消失在廣袤的蘇聯地平線,一九六○年五月三十日,帕斯捷爾納克在莫斯科巿郊家中鬱鬱而終,終年七十歲。

 俄國知識分子的革命傳統

蘇聯著名不同政見人士索贊尼辛對帕斯捷爾納克拒絕領取文學獎及寫信給赫魯曉夫猛烈批評,然而索贊尼辛必然知道,這是在極權制度下一個知識分子為免流放外國的唯一出路。索贊尼辛更應該知道,俄國知識分子有着憂懷國事的偉大傳統,十九世紀初葉的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知識分子與貴族及軍官發動政變,要求沙皇實行君主立憲或建立共和,其後遭到殘酷鎮壓,處死之外便是大規模流放。這次革命發生於十二月,俄史稱之為「十二黨人起義」,是知識分子以民主理念啟蒙俄國社會的最重要一役。列寧在評論十二黨人起義時讚揚「貴族中的優秀人物幫助喚醒了人民」。這種精神一直延綿至蘇聯建政之後,因此,可以看到的是,蘇聯建國後的主要不同政見人士,極大多數來自當地社區或是在傳統階級結構的精英分子。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養續成俄國的革命本質,為十月革命推翻農奴制度奠下不滅基礎。職是如此優秀傳統之故,人們從帕斯捷爾納克的《齊瓦哥醫生》讀到在追求集體主義過程中的失落與絕望,但在同一時間打開幽閉半世紀的人性,由此敞開蘇聯人民胸懷;看到類如氫彈之父薩哈洛夫(Andrei Sakharov)對人權的孜孜追求,他曾嘗言的「沒有禁止的即被准許」一度是蘇聯不同政見運動的標誌;更有大批在蘇聯享受優渥待遇的精英以雙腳表示對極權的不滿,包括極負盛名的芭蕾舞蹈員雷里耶夫(Rudolf Nuriev)。

 人性最終戰勝黨性

可是在這一漫長的社會自我修正過程中大量的自由遭到犧牲,包括像帕斯捷爾納克這樣優秀作家的寫作及發表自由。也許在汲汲追求崛起的國度,這都是務必敉平的「反動力量」。平情而論,《齊瓦哥醫生》在大衛連攝影機下的張力在於一段段但願人長久惜不可企及的愛情,而大時代下知識分子的失落則掩於其下。這是在某一特定時空下的描述,然而翻開源遠流長的人類歴史,中間多少折辱失敗,多少氣餒頓挫,到最後總是人性得到終極勝利。帕斯捷爾納克與薩哈洛夫在蘇聯進入戈爾巴喬夫年代都得到平反,儘管那已是日暮斜陽蘇維埃走到歷史盡頭之時,可是要來的畢竟來了。回首十月革命前塵,百轉千迴之間走上邪路的,只是那些看不清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動力的一小撮。

文__安裕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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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