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前線的邊緣人——誰去叩問香港社會的未來?

「校長說: 『你明天來上班吧。』」曾有同事這樣分享他的入行經歷。他今年約40 歲,說起那個年代的教師幾乎是「有求必應」——只要大學畢業,又想從事教育工作,基本上是毫無難度的。即使當時沒有大學學位,只要讀一紙教育文憑,也不難找到教席。另一個將近50 歲的她亦曾分享: 「畢業至今,我在這間學校已工作20 多年,還有10 年就差不多退休了。你若在這裏做得開心,為什麼不可以一直留在這裏呢?」這兩段話,對於這個年代的年輕教師,實在恍如隔世。而事實上,這的確是兩代人生存在同一空間的現實情境。

0.5GM 是什麼概念?

「你明天可以來上班嗎?」我任職第一間學校的上司在面試結束前這樣問。

我接到學校致電,下午便抵達面試。他說, 「我們聘請的是0.5GM,即是半職老師」,另外還要兼顧「中文科及中史科的TA 工作」,還有初中班主任……後來,我發現2 月入職是因為原任同事中途辭職。進入課室後,學生便問為什麼有新老師,舊的那個是不是被他們嚇跑了?當時的我仍未修讀PGDE (Postgraduate Diploma of Education,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在學期中段投入校園工作, 變相就是一場提早的實習經歷——即使艱苦,但在今天看來那半年的經驗依然是富有意義的。

至於「0.5GM」(Graduate Masters/Mistresses, 簡稱GM, 即是持有大學學位的教師)究竟是一個什麼概念?除了任教課節是正式教師的一半外,當然薪酬也是按年資計算的一半。只不過,這個崗位還要協助其他同事準備教學材料,處理兩個學科的行政文書工作,還有課後的「拔尖保底班」等。除了「正職」職務以及「半職」薪金外,工作時間又怎樣安排呢?為了區別「半職(0.5)」和「正職(1.0)」,我每星期有半天是可以提早離校的,而且星期六也不用回校當值;然而實際上一般都是上午8 時前到校,下午6 時至7 時才離開。即使周末不用回校,但在家裏批改作文或者備課,基本上是常態。

所謂的「半職老師」,只是編制以外合約制度下一種「靈活運用資源」的行政手段。編制內「常額教師」的工作性質、薪酬待遇、解僱程序等均受《資助則例》(Code of Aid)保障,而編制外的合約員工,則在條例保障範圍外,即合約細節由學校自行決定。現今教育界以這形式去聘請人員已成為一種常態,只需隨意搜尋求職網站,聘請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 簡稱TA) 、教師助理(Teacher Assistant, 也是簡稱TA) 、助理教師(Assistant Teacher, 簡稱AT) 、副教師(Associate Teacher, 也是簡稱AT)、半職教師(可以是「0.5」,也有如「0.3」、「0.7」等)、文憑教師(Certificated Master/Mistresses,簡稱CM,即未有大學學位資格而聘用的教師)等的招聘廣告,比正式學位教師的職位多不止幾倍。利用不同名目去僱用人員,當然在行政管理上有更大空間,但這樣對教育生態究竟是否利多於弊?抑或只是漠視問題的「權宜之計」?

教師,是不同世代之間的橋樑,是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傳承的中間人。如何期望教師,幾乎代表了社會如何自我期許。當權者自有其議程和看法,但公民社會同時有其構想去追求的願景與理想。至於市民大眾,則是佔絕大多數的間接參與者。成年人將子女送到學校,就是將下一代交到教師手裏。請記著:下一代的教師,正是由教育前線的邊緣人(泛指面對短期合約待遇的教育人員,粗略估計現時約有1 萬人)所組成的,這些邊緣人究竟面對怎樣的生存空間?

每年續約甘受剝削

「你為什麼不爭取應有的權益?」

首先,權益實際上是不到我們爭取的。一紙一年期的合約能否延續,取決於直屬上司的評核報告,這份報告是建基於客觀的評分,加上個人判斷的主觀意見。校長斷不可能熟悉合約同工的日常工作,只能依賴白紙黑字的報告,以及其他人的「評價」。邊緣人並沒有任何申訴機制,在「教員室政治」的現實下,發言權自然被在上位者主導。生存的第一要點,就是優先學懂如何「配合」上司,教育理念、學生利益等可能都是其次, 「服從」往往是教師潛規則的第一價值。「你尚未經歷磨練,怎能一步登天?」

「你是否能力太差所以找不到教席?」

其次,完成大學學位的年輕教學助理,若想取得專業的教師資格,必須攻讀PGDE,全日制修讀的名額只有極少,但政府卻沒有規劃兼讀制的收生人數,變相放任各大院校取錄師訓學生。一貫的自由市場經濟邏輯,令修讀課程的競爭也變得激烈,兼讀制的學生必須符合實習要求,而教學助理往往要想辦法向學校爭取若干課節,以完成教育文憑。故此,即使待遇受剝削,這些邊緣人也甘於接受,換取機會捱過兩年的兼讀生涯。我當年帶著剩餘一年課程的包袱求職,六七十封求職信換來兩次面試機會,更因獲首選的同行放棄合約而幸運地獲聘用。專業資格從何而來?很可能是一星期超過50 小時的工作,加上每星期6 至8 小時的上課,加班工作、完成教育文憑的功課等累積而來。我們真的期望新一代的教師在這樣的處境下接受「刻苦」的鍛煉嗎?這樣他們就會變得更有「競爭力」,更能為社會製造「具價值的產品」嗎?

短期撥款津貼不公根源

「你憑什麼去期望公平對待,或發展機會?」

或許社會上不少人都可能輕易地提出這問題,彷彿現實就從來沒有公平二字可言。然而……

教學助理的工作本應是一名正職教師專業的一部分。當年政府以短期撥款津貼,表面上支援教育改革,以及新時代社會對教育的期望和要求;而非按實際需要增加教師團隊的編制,是造成今天教育前線出現普遍不公和剝削的問題根源。比年輕教師還要年輕的少年人,正身處同一個空間,以學生的角色親歷其境。他們或許只懂去問: 「為什麼有些老師沒人稱呼他╱她做『老師』?為什麼每年學期終結時總是那些年輕的老師離開?為什麼我的高中班主任每年也換了人?他們離開是不是不喜歡我們?是不是我們做錯了?……」

此刻,在政治矛盾的表象之下,我們社會不止是面對學生學業壓力、教師工作壓力,以及社會上貧富不均、不公不義的事件此起彼落的困境,更核心的是香港這城市全盤崩潰的危機,是價值失落的真實處境。教育前線的邊緣人有沒有被遺忘?我會說並沒有,因為我們似乎只是充斥太多的視而不見,以致對本應難以接受的事情變得冷酷無情。人們若只為求生存,又怎可能在苟延殘喘的同時,旁觀他人的痛苦?

數月前,我曾有幸與各特首參選人會面,當時林鄭月娥女士曾說過,教育是社會發展的關鍵,若做不好教育,將來社會要承擔的代價將不可估計。當時我聽著這番話,便想起今天前線有一萬個邊緣人,還有數千個在學的大學生,正勉力抱持信念,堅持著對社會未來的期許而努力。

延伸參考資料:教協:《讀出我權益——教師權益手冊(2016 年版)》(https://www.hkptu.org/rights/qa)

作者為教協理事、教育界選委、中學合約教師,曾任教學助理

文:張往@教育工作關注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