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記達人:別失去對世界的好奇

我們永遠不知道,生命何時會突然甩個急彎,直飈高速公路,向未知的風景進發。

一九六六年,非洲烏干達山區一個小帳篷。牛津畢業的地質學家,帶着驚訝,拆開皺巴巴的信封。「我的建議很簡單。若你覺得自己能寫,那麼,收到這封信當天——不是明天,也不是下個月,辭職回英國,找份地區報章當記者去。」

接到信時,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二十一歲,今年七十二。這半個世紀以來,他掛着英國《衛報》、《星期日泰晤士報》等記者證,差不多跑遍所有國家,寫了二十多本書。二○○六年,因對新聞及文學的貢獻,獲頒大英帝國勳章。

「這輩子,我活得再愜意不過了。」一頭白髮(用他的話來說「所餘無幾」)的文思淼,眼鏡後的藍眼睛,笑意慧黠。

一封回信改變人生

他長駐過愛爾蘭、美國、印度、南美、香港,其間周遊各國,由政治、科技到旅遊、美食都寫過,也為《孤獨星球》供稿。在美國華盛頓報道過水門案,是唯一目擊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一九七二年北愛爾蘭英軍向示威者開槍,十四人死)的英國記者,在南美的英屬福克蘭群島坐過三個月牢,也試過由英國牛津一路開車到印度新德里,由倫敦坐火車到香港。

這一切,都緣於旅行文學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變性前為James Morris)寄給他那封信,確切來說,是回信。

當年文思淼大學畢業,被採礦公司派去非洲找銅礦。丁點銅都沒找到,卻讀了隨手借來的書《珠穆朗瑪峰加冕》(Coronation Everest)。作者莫里斯隨首名征服珠峯的人、英國攀山家希拉里(Edmund Percival Hillary)出發,記錄其攻頂經過,與同行鬥智鬥力,將報道傳率先傳到英國,趕及在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加冕當日刊登。

「生命中某個剎那,會改變你一生。讀了這書,我想當作家,去有趣的地方,認識有趣的人,環遊世界,拿的不是地質學家的小槌,而是鉛筆跟筆記本,像你現在般。」於是,他寫信給莫里斯:「我能變成你嗎?」

想不到,曾為記者,當時已是名作家的莫里斯,竟認真地給這位陌生的年輕人回信。收到信翌日,他就辭了職,坐車到機場,上了當天的飛機回倫敦。以為牛津畢業,入行不難,卻花了半年,才有地區報紙肯請他當初級記者,報的都是綿羊今季賣幾錢等小新聞。「但這些訓練,讓我掌握新聞的基本原則。」

「你要力爭上游,名字要印在大篇幅的報道上。」他有科學底子,因此專寫科技專題,賺來更大的版面,兩年多後,轉到有百多年歷史、記者跑遍全球的《衛報》。

入行時,他寫信給莫里斯。對方回信:「不是吧?你來真的?」然後給了他三個錦囊。「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永遠別失去對世界的好奇(sense of wonder)。你會見到不同的人,很容易會厭倦,憤世嫉俗,千萬不要這樣。這世界是個奇妙的地方,每天都有驚喜。」文思淼盯着我手上的筆記本,眨眨眼:「第二,是別顧着寫筆記。若我來做這訪問,就一個字都不寫,到你出門,就立即寫下要點、談話的氣氛。當然,要公正準確。」莫里斯最後一個錦囊,是叫他每月把見報的文章寄上,「批改」後寄回給他。

「你要盡量用不同角度看事情,公正持平(fair)。」文思淼說,這是當記者最重要的事。

說真話的記者

一九七二年,北愛爾蘭英軍向示威者開槍,十四人死,被稱為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他在現場目擊全程,在報道中寫「軍隊對人群不必要地(needlessly)開火」。上至國會,下至公眾,都對他口誅筆伐,「軍隊不會無故開火」。當年他才二十七歲,「我只是個嘗試說真話的記者。報社很支持我,但那感覺是,孤身面對全國壓力。」惟他一直堅守立場。

二十六年後(一九九八年),首相貝理雅要求重新調查事件。二○一○年,報告出爐。首相於卡梅倫在發布會說,軍隊「不必要地」(needlessly)向人群開火,向死者家屬致歉。

一周後,他收到一位老太太的信,其丈夫是他家的家庭醫生。文思淼這才知道,當年的報道見報後,祖母每次去看病,都被人辱罵,說你孫子膽敢污衊我們的軍隊。「她守口如瓶,只對我先生說過。我希望你知道,她在天上,一定為你感到欣慰。」

採訪戰爭變階下囚

他跑遍世界角落,曾在西非赤道幾內亞(Equatorial Guinea)採訪,睡在倉庫,吃香蕉和老鼠度日,染了瘧疾,也試過坐破冰船去南極為《國家地理雜誌》寫專題。但最深刻的,要數在南美英屬福克蘭群島,因採訪戰爭而下獄。

一九八二年,他在印度收到電報,急召他回倫敦。國際版總編說:「南大西洋有點小麻煩,阿根廷要攻打英屬福克蘭群島,你去瞧瞧。」於是他到那邊,找當外交人員的舊同學吃飯,「我知道他為英國當間諜,就問,阿根廷是不是要打過來?他答,明天有飛機去島上,你可以上機,但不知道能不能回來。這已是明顯線索。」於是他上了當天的飛機。

稿件被即場撕掉

過了兩天,正吃着早餐,英國駐當地總督打來,着他趕快去總督府,「用跑的!」到了總督府,士兵的臉都塗上了油彩,嚴陣以待。總督給他看電報:「情報表示阿根廷的軍艦正駛來攻打群島,祝好運。」阿根廷於翌日凌晨攻入總督府,「我躲在總督的牀下底,躲機關槍子彈。最後他的首席秘書,用牀單綁在棍上,舉白旗投降。」

兵慌馬亂間,文思淼拍到不少照片,還寫好了報道。阿根廷切斷了島上通訊,他把報道交給即將被遞解出境的總督,着他挾在長靴裏帶出去。到了機場,稿件卻給搜出來,即場撕掉。於是他問總督的十七歲兒子:「我知道這很私人,但你穿平腳還是三角內褲?」「三角。」「很好。我有捲菲林,你幫我藏在內褲裏偷運出去。」英軍被繳械的獨家照片,隔天晚上登在倫敦所有報紙上。

被判間諜罪

文思淼在三天後去到阿根廷本土,打探當地海軍如何備戰時,跟兩名記者在巴塔哥尼亞(Patagonia)被捕。阿根廷政府在他的筆記本上發現其間諜朋友的電話,以間諜罪判他入獄。「你每早跟殺人犯一起刷牙洗漱,感覺像活在另一個時空。最難過的是孤單寂寞。」三個月後,英軍戰勝,文思淼才獲釋。當年的驚險,這位記者前輩說來不無自豪:「像莫里斯說的,你不會很有錢,但會過很有趣的人生。」他微笑道:「我希望你也會。」

在別人生活中參演一角

看他的書,聽他講故事,像看電影。也許每個記者都有這樣的一個場景。

一九六九年,我還在紐卡素的地方報紙工作。有個大人物遇刺,要凌晨停機改版。雪很大,回家路上,走過一間間房子,裏面的人各有生活。兩小時後,他們會收到報紙,看到我的文章,有人會哭,有人會沒事兒繼續過日子,但總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一些改變。我覺得很有力量(powerful),同時也有種責任感。無數人,素未謀面,你卻能在他們的生活中參演一角,這是當記者最美好的事。

被邊緣化的香港

文思淼熱愛中國文化,喜歡活字印刷,曾自學中文。我拿出他為漢學家李約瑟寫的傳記《愛上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的中譯本,他笑說:「別說英文書名,我先猜猜是哪本。」因喜歡中國,一九八四年,文思淼由倫敦利物浦街站的九號月台上火車,一路坐到紅磡的二號月台下車,留在香港,直到一九九七後才離開。到現在,他來香港,還習慣到半山跑步。鄧永鏘爵士創立的中國會,裏面的圖書館,是文思淼選的書。

聲援書商 爭取言論自由

八十年代,他隨英國外相賀維Geoffrey Howe就香港前途問題訪京。他曾在其他訪問表示,認為北京會變成中國的華盛頓,上海是紐約,香港卻只是新奧爾良,是對外窗口,卻僅此而已,當時港督彭定康並不同意。回首香港回歸以來的變化,他說:「我覺得香港正在被邊緣化,一如我所想的。」最近,銅鑼灣書店五人因賣內地政治禁書,被中共拘禁,書商林榮基仍躲在安全屋。「這是為什麼我答應來書展——為了幫忙聲援書商,並提醒這裏的人,他們爭取言論自由的努力,外面的人全都感受到。」

他在書展出席鄧永鏘爵士主持的Open Public Forum,回家會繼續埋首新書History of Precision(精準的歷史),「精準這概念,源於一七七五年的英國,影響着我們的生活,但我們很少留意。我會追溯它至今的歷史。」

留守抽屜的信紙

當年莫里斯那張薄薄的信紙,還在他家裏的抽屜。「這就半個世紀了,像過了很久,又沒多久。我今年七十二歲,我猜到你七十歲時也會發現,我都去了哪些地方呢?生命像不停加速。我活了精彩的一生,多謝珍跟她的書。」

我說,真羨慕。

他大笑:「不用。我的人生在走向終點,你才剛開始呢!這世界,是個奇妙的地方。」

圖:李紹昌、網上圖片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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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