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種技藝叫勇氣

多得建制派的電影大亨大中華膠生意人出口術打壓,不然,全港的市民,根本不知道,有部香港電影叫《十年》。

Underdog拿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不是沒有,像5年前的《打擂台》,可是沒有建制的「反宣傳」攻勢,你問全港的市民,有幾多人知道有部電影叫《打擂台》?

資本家批評的論調,大多不離,《十年》的得獎是政治炒作,電影只得50萬元成本,不配得最佳電影,電影的技術水平像學生習作,藝術及專業水平不夠,甚至有立法會議員,批評電影鼓吹分離主義,云云。

先不要說,他們大多數人,根本沒有看過作品,就已經定調來個文革式的批鬥了。這班平時只看重票房,只懂北望數十億人仔市場的權貴大腕,突然、忽然的藝術和專業起來,彷彿電影藝術,只有他們是正宗。

好想問,在90年代千禧年代,在港產片沒落和苟延殘喘之時,及在合拍片大放水喉可以大搵真銀之前,他們到底為香港的電影做過些什麼?

說來好笑,最佳得獎電影,不合業界的「標準」(Standard),已非首次,可以說,其實早在盤古初開的Day One,金像獎成立的第一天,經已有這一個「現象」,可我不認為這一個是「問題」(Problem),勉強只能說是一個「議題」(Issue)。年長一點的影迷,應該還記得,35年前,第一屆的最佳電影是方育平導演的《父子情》,第三屆的最佳電影也是他的《半邊人》,都是文藝的電影。諷刺的是,當年這兩部電影的資金,是來由有左派背景的電影公司,今天的紅色資本家,反過來指獲獎的影片不夠業界氣味,上帝也瘋狂,真懂開玩笑。

那些年的金像獎,還沒有紅地氈Deep V露背裝,它只不過是一本以文青為目標讀者的雜誌《電影雙周刊》所創辦的尋常頒獎典禮,而當時的獎座(Trophy),是早逝的本土雕塑家麥顯揚設計的「帶攝影機的人」,比現在這個「菲林包裸女」的形態,有美感和有想像力得多。

《父子情》和《半邊人》怎樣也不算是商業電影,連同第二屆的《投奔怒海》,第四屆的《似水流年》,都是着重文藝腔藝術性的。一路下來,金像獎漸具規模,開始有業界的葡萄電影人,埋怨得獎的電影,不是大眾喜歡看的那一類。現在恍似是時光倒流,業界的影人,猛力的在抨擊,他們看不懂,或不懂看的電影。

尊重評審機制

每一個評選或者比賽,總不會所有人都同意賽果,最要害的反而是,這個機制是否公平公正公開。5年前,我完全不同意《打擂台》是最佳影片,在下連續幾個月的文章,都是分析這部電影的壞處,以開放論點,以示真理愈辯愈明,可是我完全尊重評審的機制。路遙知馬力,這電影製作人往後的作品,水準如何,大家也心裏有數了。有理據論點的批評,從來都是希望我城的電影進步,而不是封殺。

金像獎最佳電影的獎項是由55人的專業評審團(總積分55%),及金像獎13個屬會的會員和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投票選出(總積分45%)。我相信,這群專業人員,已根據他們的專業判斷,作出他們的選擇,且過程亦由專業的核算師核對。

如果說這部電影得獎,是政治炒作,我想這是對這班專業人員的最大羞辱。

輸打贏要,要向金像獎的籌委施壓,要檢討機制,以後別再有同等情况,等於是輸不起要搬龍門,這樣的事,去年藝術發展局的年度藝術家獎,不是預演過一次嗎?香港,真是愈來愈Corrupted了,亦反證了為什麼《十年》會被大眾受落。如果今年選出《十年》的機制有問題,過去三個半「十年」的機制都是有問題,不獨是今天。

好了,真的給你落了閘,以後同類的影片不能再拿香港電影金像獎,不過你不能阻止電影到康城、柏林、威尼斯等地方參展和奪魁,到時全世界發現這部片在香港不能有被選權,一定會變成國際笑柄。而且國際標準的潛規矩是,愈受打壓,愈易得獎,去年的柏林金熊得主Jafar Panahi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就是一例。選領導要篩選,拍電影受打壓,說真的,在香港生活,愈來愈像活在伊朗。

賣座還要捱批

再說電影的成本,從來不是衡量一部電影的成就的準則,况且成本50萬的電影在賣座的情况下「被落畫」,都有600萬的票房,成本效益有12倍,以唯利是圖的生意人來說,真是要羨慕也來不及的。有億元大導說過,電影只有一條死罪,就是不賣座,《十年》賣座而還要捱批,原來,在香港還有一條更死的罪名。

要講低成本,沒有人叻得過法國電影大師高達,他用很多經典電影的片段,剪輯成四大集各分上下半的《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零成本下被全球影評選入Sight and Sound 250部經典的第48位,在香港,能在這個名單上的,只得王導家衛而已,低成本而高效率,不是輕易做到的。而50萬成本平均每條片只得10萬元的預算,想必是很多電影工作者不收市價而促成的。他們對創作自由意志的捍衛,更非一班見錢開眼的生意人可以理解的。

至於鼓吹分離主義,這只是那位有政協委員身分的人之個人解讀,其他的觀眾,也可以各自不同的Interpretation,最重要的,我想強調一點,電影是經過電檢處的審查分級而合法放映的,電影沒有違規,一切依法辦事,要是通過了一部違法的作品,有問題的,都是電檢處的問題。

《十年》的勝出當真可說是香港的不幸,不幸的,是現今的政權及社會環境,把這樣的電影逼了出來。更不幸的,是有一班食古不化的既得利益者,拒絕接受,我們的社會已經有根本的改變。

說到電影藝術,全港的電影評論,相信沒有幾個可以奄尖腥悶得過百彈齋主四維出世,而我對《十年》的評價,是正面的。

做藝術創作最重要是真誠

電影不是沒有缺點或局限,如上回所言,郭臻導演《浮瓜》那一段以全知的角度敘事,簡化了現實上複雜的處境。黃飛鵬導演的《冬蟬》,是香港少有思考宇宙觀的電影,且非常有水準地經營映像,這個在港片更罕有,可惜故事到尾收不了結。區文傑那一段《方言》,構思本來不錯,不過把粵語與普通話的辯證,困在一個不肯接受職業再培訓的中年身上,削弱了議題的層次。周冠威的《自焚者》,很大膽的呈現了雨傘運動,和敢於批評英國政府,可是影片的懸念,落在誰是自焚者的身上,在今日人人手執一部智能電話和到處網絡鏡頭的時代,要把自焚者完全Keep in Darkness的處理,不大現實可信。伍嘉良的《本地蛋》,少年紅衛兵的構思不俗,很有杜魯福《烈火》的意味,惜最後的Resolution,擁有私人的藏經室而不被告發,有點一廂情願地樂觀,相較《烈火》的以耳傳口述經典著作的方式藉以傳世,有想像而寓意深遠得多。這部五部作品,當然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曾經說過,將電影各個範疇的表現打一個分,然後再計算一個總分,這樣的去評論電影,我是不來這一套的。我採用的是漏斗式的評核,有些準則要秤先。做藝術創作,最重要的是真誠,在這一點上,我相信五位年輕的導演是毫無保留地交出自己對這個社會的憂慮、關懷與想像,而電影雖說是十年後,可是這個想像更貼近現時市民的生活,這一點,可以從很多場的觀眾激動落淚看出來。在這頭一關上,這部電影肯定把其他候選作品比了下來。

影片有些場面可能比較簡略,這是資金的問題,資金為什麼不容易找,不用畫公仔畫出腸了。

《十年》的得獎,是技勝一籌。

然而井底之蛙,永遠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種技藝叫勇氣。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