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蒼穹下的搖滾 –與David Bowie的故事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from here, but I promise it won’t be boring."

——David Bowie (1947-01-08 — 2016-01-10)

香港人稱他為David Bowie,甚少有樂迷叫他大衛寶兒,猶記得張國榮在《烈火青春》用強烈的倫敦腔讀一遍,牆上海報那個人的名字 –「David Bowie」。張國榮曾經在倫敦讀書,受當時英倫文代所影響,變色龍David Bowie當時己紅透英國,他將男女性別混雜cross-gender,把邊緣的次文化帶入流行文化音樂時裝電影藝術,成為了可以萎頹(Glam Rock)、反叛(Punk)到雅俗共賞(Britpop)的英倫文化。他就如他所說,「我保證唔會悶親你。」

一個城市如何影響藝人,從David Bowie、張國榮身上,證明城市可以模塑他們之餘,他們亦同時改變了城市的品味,八十年代有個詞– Chic–用來形容這班前衛分子的確有其意思。

除了倫敦,其實David Bowie深受另一個城市影響,那是八十年代仍是鐵幕時代的柏林。

想起2013年前,重遊柏林時寫過一篇文章,對我來說柏林改變了英國glam rock 先鋒、次文代icon David Bowie,和紐約次文化音樂icon Lou Reed,兩人的生命同時被柏林的經歷洗擦再塑造,兩人改變了搖滾音樂世界,並打破流行音樂潛藏的守舊法則。

兩人先後魂歸天國,同時標指著那個頹廢反叛大膽前衛的次文化年代的終章已至。

在歷史的版圖裏,柏林從來沒有被獨獨跳開過。

二次大戰,妳被炸毁得幾乎體無完膚,烙痕處處;其後冷戰,妳被撕裂兩邊,精神崩解;八九以後,妳為自己療傷,疤痕提醒妳物傷其類,別讓歷史重演。逃亡者曰,笑在面上,哭在心中。一種悲喜,難說。

因着妳流淌的血,成就了多少深刻的搖滾故事,跨世代的,救贖了無岸的靈魂。七十年代的搖滾,儼然一襲青春皮囊披在妳身,在躲險、離散狼籍扔在冰冷的土地上銘刻許多人心中不能抹滅。在電影《道路之王》(Kings of Road)中邊界檢查站的牆壁上,有人如此塗鴉。「搖滾拯救我的生命。」這大概也是導演溫德斯的獨白。自由解放,搖滾音樂的母題,與妳牢牢綁在一起,沉低,到最底。

而妳,又何嘗不是拯救了David Bowie,於生命高潮之時,這位搖滾變色龍與世界,若即若離。如此靠近天堂,擁名抱利;又如此接近地獄,沉淪藥物。他深知待在「天使城」只見不歸路。1977年,他離開「天使」,來到妳面前,冷戰令妳兩面不是人,分崩離析,妳迷失,妳混亂,他跟妳如此相似。我沿着搖滾樂的軌迹,試圖尋找昔日變色龍與其曖昧情人的門牌、他們蹓躂的Dschungel酒吧、親履的大街,還有「柏林三部曲」誕生之地Hansa studio,那裏,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是歷史的憑證。在兩位前衛搖滾音樂猛將Brian Eno與Robert Fripp領航下,Bowie創作《Heros》一曲,「We can be heros just for one day」,年輕情人分隔東西,兩人相約在柏林圍牆下,相愛,讓人變得大膽,連死也不怕。Bowie回顧來路,36年,對妳念念不忘,今年初春,他發表專輯《The Next Day》,絮絮念追憶年華。

就在那道分界線,歷史剎現眼前。

「我們需要秩序,因為我們是違規者。」1990年,Pink Floyd為妳的重生而來,帶着諷刺制度的詰問,妳成為《The Wall》(《牆》)10周年演唱最理想的場地,波茨坦廣場的圍牆翦影下,25萬觀眾看着Roger Waters高唱:「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這是「推倒這堵牆」後,東西人民合起來對不自由的控訴。

日升,月落。我終於來到波茨坦廣場,現場,異乎尋常之靜,心靜如水。八九之前,這塊人稱「死亡地區」的無人地帶,一度為希魔大本營,東西分隔線立見於此,越牆東德人死於亂槍下。當年Bowie在錄唱室望及之情景,如今,在摩登建築群裏,我只能夠想像昔日鐵幕的夢魘。想像與事實,十萬九千里的距離。

舊地重遊,我攜着自製卡式帶,Lou Reed低沉吟誦:「In Berlin, by the wall……We were in a small cafe/you could hear the guitars play/It was very nice/it was paradise」像亡佚詩句的歌詞,一恍33年,Lou Reed才將《Berlin》沉鬱的大碟重現舞台。從西到東我必須不斷不斷調弦,曲終人未散。狗狼暮色之際,我沿圍牆躡行,佇在東邊畫廊Oberbaumbrücke的橋欄,把卡式帶擱在旮旯,送妳,我鍾愛的城市,和永遠Ch-ch-ch-ch-changes的變色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