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達初:香港需要真正「維穩」的勞工政策

根據最新出版的《2013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在去年調整最低工資後,最低10個百分位數的僱員,其薪金增幅為6%,而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更達至9.6%,冠絕所有打工仔。其中約有90%為「長期」(permanent)僱員,只有約30萬為合約及臨時僱員。表面上這對工人來說應是很樂觀的,提升最低工資成效顯著,而整體職位及薪金都有所增長,失業率亦維持在3%左右的全民就業水平。不過,報告中對全職及長期僱員的定義過於寬鬆,難以識別不同的僱傭模式,有低估零散就業數量的可能。除此之外,現今對於勞工保障的理解,不應只聚焦於失業率及職位數量,而是職位的質素(job quality),包括工人的就業穩定、技術與培訓、對職務的控制、職場參與等。因此,香港勞工的處境,正取決於勞工政策是否能提高職位的質素,以及回應全球經濟及就業趨勢。正如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趨勢2014》及《全球工資報告12/13》顯示,大部分先進經濟體中的非正規就業佔整體就業的比例不斷攀升,主要來自缺乏保障的職位,因為在金融化的經濟下,股東利益先於持份者(如工人)利益,導致大企業為要減低營運風險,將僱傭關係推向更彈性零散化,以將更多的競爭成本轉移至工人身上。因此,在資產市場主導的經濟復蘇中,資本收益的增幅遠超勞工的收入增長,形成分配極不公平的增長模式,這正反映了香港的實况。

這兩種「不安全」及「不平等」的發展,不單出現於香港服務業的底層勞工身上,即使連中層勞工(認同為中產階級)亦不能倖免:在專上教育、社會服務、外判企業中,各種短期合約、臨時工、兼職工等亦屢見不鮮。勞工經濟學者Guy Standing在幾年前就提出「不穩定的無產者」(Precariat),來描述這批在就業收入上都處於不穩定的群體,包括在職貧窮、畢業青年、女性、少數族群、福利使用者等。這種就業及收入的不穩定性,部分源於全球經濟的轉變,部分源於政府對勞工市場管制及社會福利介入的失效。一方面香港政府以最短期、最少介入的策略來促進就業增長,包括短期的再培訓課程,過分依賴低端旅遊業(自由行)、零售、飲食等行業,表面上能即時提供就業機會,但卻忽略職位的質素,缺乏對就業發展作長期規劃及投資,例如技術培訓,因此市場上新增的大都是不穩定的職位。另一方面政府卻提高福利的工作條件性,例如低收入補助的工時限制建議,明顯地仍停留於「鼓勵全職工作」的要求,但將零散工再次排斥於收入保障外。在目前香港的城市空間中,他們更連基本需要及日常消費,如住屋、教育、醫療服務,都受到中外的資本與資金所蠶食,因此租金、物價、學費等,都超越他們可負擔的能力,生活進一步被去安全化。

 4方面改革勞工政策

面對就業的不穩定性,香港政府有兩種假設,就是這批彈性就業的勞工是自願的,以及本港經濟屬開放型,因此這是可以接受及無可避免的。這種邏輯忽視了自願與非自願的界線模糊,基層婦女因為照顧小孩而自願地從事兼職工作,前提是因為缺乏適切的託兒服務因而沒有選擇,實際上不論自願或非自願的工人都需要保障。再者資本流動並不代表政府不能提高管制,更應從制度上強化勞工的力量與保障,抗衡這種不穩定性對社會的損害,例如對精神健康、族群矛盾、貧窮匱乏等。這是政治上的選擇。

Standing為此提出了多種保障以增加工人生活的穩定性,香港政府急需從其中4方面,改革現行勞工政策:一、就業市場保障,即政府需透過宏觀經濟政策,保證市場上有足夠謀生的機會;二、工作與職位的保障,即擴大僱傭條例的適用範圍至更不同的就業模式,透過標準工時對總體工作時間進行再分配;三、收入保障,低收入補助需與最低工資調整並行,防止低薪僱主將成本外化,亦需放寬工時的要求;四、參與的保障,即確保工人組織、談判權利的制度,以改變勞工對資本的弱勢。政府如繼續依賴低薪低質職位解決就業需求,只會助長工人的去技術化,維持牟取短期利潤企業的權力,有損整個社會的長期利益。

作者是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香港政策透視、左翼21成員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