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路相逢勇者勝——港珠澳大橋的啟示

即將在今年底完成工程的港珠澳大橋,三方政府正在商議有關通車安排,港府在呈交立法會的一份文件中披露了其中一個決定,大橋將會按照內地行車規則「右上左落」,反對派馬上跳出來大喊香港提前出現「一國一制」。郭家麒的言論當然可笑,但這也是實際上避不開躲不過的問題。這次不把問題說清楚,將來更多問題積累起來將會更難徹底解決。

車輛駕駛座在左還是右,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自從香港車輛到內地,及後小量內地車輛可以在香港行駛,都是允許來自兩地的車輛進入對方境內後改換行駛規則,以關口為轉換點。而今由於不可能在大橋中間作為轉換點才突出這個問題。

港珠澳大橋連接三地,三方都有引路通往大橋主體路段,引路當然是用各地本身的行車習慣,但大橋高速行駛的主體路段,必須使用一種規則,不可能香港段用「左上右落」,走到中間切線到另一方「右上左落」,同樣不可能要求內地車輛走到中間段換成「左上右落」。正如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主席蔣志偉表示,「一係我哋就佢,一係佢就我哋」。

究竟誰遷就誰這個問題,可以引伸到更多涉及內地與香港的各種問題的處理原則與辦法。因為在很多方面彼此原來習慣採用兩套標準,而今要共同完成一件事,小到一個工程項目,大到特首選舉,都會牽涉兩套標準不協調的問題。這些事情過去早就發生,多半是在生產製造業或者香港在內地承包工程等等問題。生產問題好辦,按照產品進口國的要求,香港作為投資者或者管理者,與工廠所在地的內地工人,共同遵行第三方的要求;工程問題也比較好辦,香港承襲國際標準,要求稍微高一些,內地要建立制度、改善質量,自然會按照投資方的要求去做,所以一直以來都是「佢就我哋」。

港珠澳大橋行車規則問題遠較生產或者工程標準複雜(或者簡單),沒有說「左上右落」比「右上左落」好,或者相反,只是習慣規則而已。如果說要遷就,可能內地要遷就香港多一些,因為可以預計,香港車輛的使用量會比內地車輛使用量大,原因是香港不歡迎內地車輛駛進香港。但為何一直以來內地遷就香港多一些,而這一次內地一方以一錘定音之勢,就是「右上左落」,沒有討論餘地?在港珠澳大橋的問題上,這完全是可以成立的,因為技術上真的不可能在橋中間轉換;但其他問題呢?

說起港珠澳大橋,本身就是廣東向香港讓步的象徵。香港提出興建港珠澳大橋的時候,廣東省提出從珠海和澳門的兩頭,連接香港和深圳的兩頭,亦即「雙Y方案」,但香港堅持「單Y」,摒棄深圳,於是廣東省百般阻撓,到香港通過中央催促廣東省,時任省長黃華華還出面說他們也關心保育問題,要做環評報告才能同意,結果中央派汪洋到廣東,就拍板興建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也不了了之。而深圳最希望建的「深中通道」(深圳至中山),在虎門大橋天天堵車的情况下,這樣有利於珠江兩岸交通的大橋,一直推延到去年才能動工。當時中央還是十分遷就香港,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遷就香港年代料已過去

毛澤東和習近平在他們的講話中都引用過一句話:狹路相逢勇者勝。據說習近平還是在講香港問題時提到這句話的。港珠澳大橋當然不是狹路,也毋須兩輛迎頭對向的車來爭奪「勇者」的稱號。港珠澳大橋完全可以在主體路段再讓香港一次,但問題是中央如此這般的遷就香港,換來的是什麼?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表示,在香港路段行駛要用內地的「右上左落」,就是在民生問題上實施「一國一制」,此先例一開,一國兩制在民生方面會「守唔到,蕩然無存」。

反對派的思路十分清晰,凡是內地可能在香港增加影響力的一切做法,都是干預一國兩制;任何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有所表示,都是破壞一國兩制;最好中央對香港放任自流,一切都由「港人自主」、「港人決定」,於是特首選舉中聯辦就不可以接觸參選人,連林鄭月娥都要鄭重宣布,當選後不會到中聯辦。

相信中央政府對於一切都要遷就香港的年代已經過去。港珠澳大橋實施「右上左落」只是顯示中央有權力不會不用,今後該行使主權權力的時候,絕不手軟;必要的時候,連一些被認為是激烈的手段也會用起來,比如說香港特首選舉出現流選,或許會引用《基本法》的條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如果不能通過選舉產生,大可以通過協商產生。當再有港獨分子進入解放軍兵營宣示港獨主張的時候,可能就不會忍讓。

中央出手免「兩鼠相鬥」

「狹路相逢勇者勝」的典故是「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鬥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香港特首選舉,中央出手施加影響,實在是不忍看到「兩鼠相鬥」。香港還沒有出現「難救」的局面,希望各參選人識大體、重大局,不要迫使中央行使必要權力來保證一國兩制。

文:阮紀宏(資深傳媒人)

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7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