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啟:急症室的兩文三語

筆者服務的社區華洋雜處,同時也是遊客區,兩文三語,必不可少。可是有些來看病的華裔遊客聽不懂粵語,區內少數族裔的英語也不一定很好。

反而「融入」得最好的異鄉人是來自東南亞的家傭。印傭聽得懂粵語,菲傭卻能說英語。

根據政府統計處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印尼人和菲律賓人各佔非本地人口約三成。有七成印尼人的慣用語言是粵語,超過八成菲律賓人慣用英語。如果不論語言程度,幾乎所有在港印尼人都聽得懂一點粵語,而菲律賓人則聽得懂英語。他們融入得那麼好,不難想像,當中大部分都是漂洋過海來香港打工的家傭。他們辛勞、守規矩,從來沒有聽說他們因為等得耐這類雞毛蒜皮的事而大吵大鬧。除非身患惡疾,幾乎只能在公眾假期見得到他們的身影。除了感染風寒等常見疾病,不少人都因長期勞動而筋骨勞損,周身痠痛。彷彿他們都比其他病人的復元能力強,打完一針止痛,拿點藥回去睡一覺,就可以重返崗位,周而復始。不論跌打損傷,抑或筋骨疲勞,康復都有賴充足休息,不過即使筆者三令五申,他們都鮮有接受病假。從來只有病人嫌病假少,哪有拒絕休息的病人?這種「檸檬」在剛畢業的時候食不慣,也令我嘖嘖稱奇,他們的敬業精神令人佩服。有一個星期日,遇到一位菲律賓女傭,因月經過量求醫。我見到她步履虛浮,面青唇白,遂問為何不盡早求醫,她簡單的回答因為星期日才是休息日。經快速測試,她的血紅素比正常的數值低了一半,屬嚴重貧血。在上病房前,她還問我翌日能否出院,因為僱主家中的小孩需要她照顧。我答:「搞掂自己身體先啦!」不過我還是心存感激。

診症遇故人

緊隨其後的大戶就是南亞裔病人。他們常被傳媒當作一個整體,難免以偏概全。正如政府去年的數據所述,雖然香港超過九成人口為華裔,相信讀者都不會同意這個群體是鐵板一塊吧。事實上,同文同種而不能溝通者,每天都在香港的各個角落上演。

南亞裔病人以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人為主。根據普查,他們大概佔非華裔人口一成半,有三至五成能說英語,多聚居於油尖旺、元朗及葵青區。有落地生根數十載者,能講流利粵語,也有新移民,為了改善生活遠道而來,最後就是酷刑聲請人士(一般通稱為難民,印象中此類病人以中東或非洲裔較多)。他們大多是基層市民,同其他求診的香港人一樣只能負擔公立醫院的收費。

他們鄰里關係緊密,不少與病人同來的都只是同鄉,非親非故。

遇到言語不通的時候,這些同鄉就可以即時傳譯。筆者服務部門時間久了,漸漸都被常來的「地膽陪診」認得,好像「返工遇故人」,有講有笑。如果真的遇到雞同鴨講的情况,除了靠形體動作外,還可以用網上的翻譯軟件(還有專業的即時傳譯員,不過他們並非駐院,亦非全職為公院服務,恐怕費時失事),加上簡單的粵語和英語(例如病人都能指着痛處講「too much pain!」),簡單斷症不成問題。

真的連一點粵語和英語都聽不懂的香港居民,反而不是「外邦人」。更有甚者,最近有報道指連部分實習醫生都不諳粵語,不能與病人溝通。這令我想起巴別塔的故事:從前人類都說着同一種語言,妄想烏合之眾能建築一座直通天庭的高塔,與上帝平起平坐。上帝於是懲罰傲慢的人類,令他們說着不同的語言,從此不能溝通,不能團結。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