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亞:《明月幾時有》:香港淪陷,要善待文人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有形容《明月幾時有》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的「獻禮」,獻禮有兩個意義,一是夾道歡迎搖旗仔拍手掌(是不是為了出糧是後話),二是暗渡陳倉借東風說舊夢──看見戲中各界努力營救文人,就真心要拍掌贈慶贈慶。

香港,也有歷史嗎?說來諷刺,一個城市,開埠發展超過170年,怎會沒歷史?但,在香港,偏偏又會有種人,用圍板放在維園雕像前,不要想起香港歷史:要想,就從1997年開始想啦!8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人,自然覺得這是天方夜譚,但對於90年代及之後出生的人,對香港認知,就有可能由1997年開始。

《明月幾時有》擺明說歷史,說的是從1941年12月25日開始香港的歷史。假如有人問,為什麼要從這個日子開始算?那就說明了,香港的歷史有可能已淹沒人間。

是「三年零八個月」的那些年啊。二次大戰,日軍於12月8日打入香港,英軍展開香港保衛戰,至12月25日宣布投降,日軍從灣仔入城。《明月幾時有》背景從這裏開始,但不是要拍戰場上的保衛戰爭,而是換了個顯微鏡,放大當時中共成立的「東江縱隊」南下香港的行動。

影片開場不久,就交代東江縱隊在密室指揮行動。大隊長指着牆上地圖,指示路線,解釋行動綱領。呂良偉演游擊隊員「曾生」,是歷史中「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指揮。這場密室行動,並不如想像般隊員個個摩拳擦掌,大叫口號,反之,像上課,一眾隊員,包括觀眾,靜心聽曾生講解,當然也有交代劇情的用意。《明月幾時有》一開始,最明刀明槍的,不是擺出戰鬥格,而是如曾生所說,大隊的任務,是要到香港,營救文人、知識分子。

那些年「三年零八個月」,也稱為「香港淪陷」。歷史中的港九大隊,不是參與戰爭打日本仔,而是暗中進行其他抗戰行動,包括救援工作,營救香港「知名人士」。知名人士可以包括很多人,但《明月幾時有》就把知名人士,歸類成文人、知識分子。後來一場戲,游擊隊長提醒隊員,營救文人之後,分配給他們的飯糧,要比游擊隊員為多——聽後,我很感動。

文人何曾被厚待?

有獨立批判思考的文人和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中,何曾被厚待?直如片名寄意﹕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問天都沒用,天不會答。導演許鞍華和編劇何冀平,就把半部《明月幾時有》(下半部劇情不同),獻給文人。其中一部分,便細寫文學家茅盾夫婦的處境。

茅盾夫婦蝸居在葉德嫻演香港阿嬸的村屋閣樓。阿嬸不是開善堂,文人也要交租。那場戲是,阿嬸得知文人夫婦要搬,亂世之下,難租出,於是游說夫婦,住得好地地,不要搬,最多減租。這場戲,拿揑得好,觀眾清楚看到,阿嬸並不是什麼忠肝義膽的革命烈士,她只是恰如其分的阿嬸,一切都是為了房間能租出而已。

包租婆這類角色,從六十年代開始,已是粵語片的挖苦對象,諷刺貧富懸殊。去到《七十二家房客》(1973),包租婆更加「衰到無朋友」,最後自食其果,觀眾極之受落。不過,《明月幾時有》的包租婆,是另一種人,特別是當劇情發展到後半部,她變成那種雖然「阿婆唔識字」,什麼都不懂,但偏偏懂得明辨是非,知所進退,有情有義的人。連阿嬸都懂,那些自稱克儉、自以為美芬的人,究竟會不會慚愧?

那場包租婆與租客的戲,也帶出另一個信息﹕文人之所以要流離失所,到處飄泊,不是因為沒錢交租,而是因為時局因為亂世。正如茅盾夫婦感激包租婆熱情,但仍然無法改變搬走的決定,不是他們不想住下去,而是一切有口難言,總之要走,性命攸關。

彭于晏演的港九大隊小隊長「劉黑仔」,又確實勇武,一個打幾個,每次都憑智勇脫險。他到方蘭家營救茅盾夫婦一場,就當機立斷,不由分說,一刀殺死李燦森演的憲兵漢奸,乾淨利落。

影片上半部,在劉黑仔帶領的小隊,和其他大隊隊員努力下,把香港八百多位文人,從銅鑼灣坐船逃到九龍,再離開香港。那場戲,真令人感動。原來在香港歷史中,共產黨也曾經與文人站在同一陣線。假如《明月幾時有》真的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的獻禮,我看到的是,影片借香港歷史確立另一信息:香港淪陷了,要善待文人。不要處處以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做批鬥對象好不好?

戲中經常吟詩,特別是永瀨正敏演的日本軍官「山口大佐」,時常逼霍建華演的知識分子華人臥底「李錦榮」即場吟詩,測試他的身分與忠誠。戲中說道﹕「明月」要「幾時有」,不能「何時有」,因為要符合中文詩詞的平仄。日本人好像明白,但很明顯,很多推動普通話的人就不明白。普通話念詩,就平仄不調囉。

文人平民一同起義

影片下半部,筆鋒一轉,從游擊隊營救文人,變成更積極地寫文人與平民一起參與起義。所指的文人,是戲中一直善良但被動的教師「方蘭」。方蘭是包租婆葉德嫻的女兒。周迅演這個角色,外形不符角色年紀,但周迅又演活了方蘭有獨立想法和倔強個性的氣質。她本是文人,見證茅盾夫婦的文人之災,決定投身游擊隊,做聯絡工作,在亂世出一分力。《明月幾時有》不單寄望文人要安全,也想文人都站起來,做一點事。除了文人,還有平民。方蘭和包租婆母親、王菀之演的村姑「阿四」,以及春夏演的臥底,在大時代洪流匯聚一起,在正規男人主導的游擊隊之下,作後勤支援,男人背後的女人。

《明月幾時有》的敘事繼續關注「微小」,寫小人物故事,三個女人雖然只是偷運傳單及小小信件,但成就了一段感人的起義。許鞍華不單要大家在亂世一同站起來,還要突顯女性的溫柔與堅強。

「偽紀錄片」 把觀眾帶離歷史

或許有人會認為,無謂把虛構的電影,硬拉到與今時今日的香港互相對照,但有一點,是無法掩蓋《明月幾時有》的動機﹕影片一直以「偽紀錄片」方式,穿插梁家輝演的口述者,回憶故事。梁家輝的角色,有份見證當時游擊隊工作,更是方蘭的學生。偽訪問片段中,許鞍華甚至有份出場做訪問者。這段包含在影片開首、中間及結尾的戲,無疑是嘗試把觀眾從歷史帶回現在。

尾段劉黑仔與方蘭晚上在海邊道別的戲,最後一個鏡頭從昔日的海邊溶接今日香港的維港,借古喻今之情,毋須再解釋吧。

許鞍華三十多年前拍《投奔怒海》(1982),明明是拍南北越狀况,但戲中之悲情,跟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無關嗎?《明月幾時有》像蘇軾借《水調歌頭》說天上人間兄弟有情人一樣,是對香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寄意。

文:皮亞

圖:電影劇照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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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