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馬傑偉〈香港遺民〉有感:仍可逆時抗世 且勿苟安此地

馬傑偉教授:

上周六你在明報刊登的專欄〈香港遺民〉(編按:文章刊三月三十一日《明報》D5版馬傑偉專欄),幾天內立成我輩爭相傳閱的讀物。各人的解讀也許有點不同,有人說你寥寥數百字,一針見血地道出香港的困境,跟你一起感嘆「香港」傷逝;我讀來卻是悲哀和氣憤交集,想寫點東西來回應卻怕浮躁,沉澱了幾天才能下筆。

老師叫大家這些戰後香港獨特時空孕育的「香港遺民」,眼看精神衰亡,「不可以逆時抗世,那就苟安於此地,不執著於經世治亂,在自己可以支撐的小世界中做個樂活的小人物」。我讀着是有氣。氣的是老師作為嬰兒潮一代,搭上了國際政治造就的經濟起飛順風車,受過高等教育獲得一張聘書,今天已退了休上了岸,卻告訴大家下一代即管苟安,不作無謂對抗,只管緬懷記取昔日光輝。那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想深一層卻覺悲哀,抗命的道理,對公平正義的執著,老師絕不會比我懂得少,反過來說, 一代社會學學生(包括我)也是直接間接讀過老師的著作在形成今天的價值觀。老師今天輕言放棄,不可能是心甘情願,到底中間經過多少的折磨掙扎,才寫得下這些絕望氣憤之言?

我今年三十一歲,對你筆下戰後香港「獨特的時代」沒有親身深刻體驗過,只能從聽上一輩的故事、閱讀那時代的普及文化和學術理論著作,嘗試窺見你所言「鮮活的香港精神」的一鱗半爪。你如此形容香港精神:「走精面,但講道理;拜金,但有摩登神氣」,這令我想起陳冠中筆下的「Can Do」精神,又如早年周星馳喜劇中的主人翁般,沒有大道理,大是大非卻從不含糊。

然而這種「獨特身世」,真的是正面得如此值得我們記取的嗎?沒錯,香港曾有過輝煌的時代,我們八十後也是受惠於這個活力十足的年代,才得以在物質相對富裕的基礎下成長。但今天的窘局,「走精面、拜金、神氣」的「香港精神」少不免也有份造成。高地價政策令上一代人炒賣致富,也叫人不再有做實業的勇氣和條件,今天經濟嚴重向金融、地產傾斜,難說完全不是「香港精神」的共業。近年社會重新追尋的環境正義、財富再分配、文化和建築保育,也正是因為意識到過往「走精面、拜金、神氣」對這個城市造成的傷害,希望糾正或最少補充這種「香港精神」的流害。畢竟過往大半世紀為了拜金、為了走精面,為了「搵食啫犯法呀」,我們因為長工時犧牲家庭時間和健康,為了開發留下不可扭轉的傷害。

你在文章中提到,在今次特首選舉中折腰奉上腦袋地投票的選委、這些「識時務者」,有些大抵也是沾染了走精面和拜金的風氣才有如此決定;這些也是生於戰後嬰兒潮(他們的確大抵是上了位的巨賈),卻隨?更生變化而折腰,那大抵你所言的「香港精神」是從根柢上出了問題,不少人只沾染到拜金,而講道理的美德卻沒有植根。

我一邊讀你形容的香港精神,和身邊朋友對你文章的回應,不斷地想起兩星期前完結的特首選舉。這樣說也許並不嚴謹,但我隱約感到的是,你筆下亟欲緬懷的香港遺民精神,以至身邊朋友被你勾起的共鳴,以及大眾(特別是黃絲帶)對曾俊華選舉的感情投射,似乎都有共通之處:對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建立的機會平等(「獅子山下」精神)、法治、程序理性的追認。我出生在相當平凡的家庭,父母兩邊的家族都沒有受過太多教育,我是他們當中的第一個大學生;而同時我的友輩之中,更多的來自更加草根的家庭。殘酷的說,你提到追求「公平、民主、法治」的「香港氣質」,我甚少在他們身上嗅到半分。而過往以機會平等、程序理性為運作邏輯卻少講原則的官僚體系,實際上把多少基層市民,排擠於時代之外。

你說到今天已經時不我與,香港「氣勢已盡,希望湮沒」,那就不如「不執著於經世治亂」,在「小世界中做個樂活的小人物」。我跟你一樣,對香港近年的污煙瘴氣厭惡不已,但我看到的是體制氣數已盡,民間社會在推土機前卻努力種出花來。

假如我們在民主政治上毫無前進,那就起碼嘗試在生活中擴大自主。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傘後團體、我們看到自決派議員入局、看到各個專業界別嘗試組織起來;在狹義的政治以外,愈來愈多人在生活和社區層面追求自主,本土農業以不同形式普及、各地區居民連結起來辦導賞團、工作坊和監察議會、私人企業辦文化旅遊,各種民間充權的嘗試正在遍地開花。沒錯,這些花蕾有些不堪一擊,未及盛放已經枯萎,成長的過程總是跌跌撞撞;但公民社會的活力卻是鮮活的。當政府失效,公民才組織起來自救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這些民間的創造力,一時三刻無法打破體制的桎梏,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累積能量和經驗,激發人的能動性,當時機將至,這些公民力量得到釋放,也會是收復失地的重要能量。

馬老師,我不是要完全否定戰後香港的成就和氣質,我只是不解,到底這些氣質,有多值得我們不假思索、不反抗地作為記憶將它保存下來;我也不是說香港今天其實很樂觀,而是想提醒泥土下仍有很多蚯蚓忙不迭地翻土,為下次發芽作好準備。

如果真的有香港遺民,大抵我們可以做的不止苟安此地,消極地跟「時不我與的無常與虛空」共存,只在「自己可以支撐的小世界中做個樂活的小人物」;除了相信過去的獨特,我們也可以檢視過往「香港精神」的不足,去蕪存菁,當體制「時不我與」之時,如何身體力行地至少將活力在民間傳承下去。C. Wright Mills的社會學想像是社會學入門的必修課,我們當初學會了每個個體的生命,必不能脫離於結構之下,這也許是個無奈的枷鎖,提醒我們苟安並不可能。畢竟我那一輩八十後,還有比我更小的年輕一代,最少還有半個世紀,無選擇地視香港為家。

趙雲謹上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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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