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渡:念曉波:路上的囚徒

六月二十六日,曉波因肝癌晚期而保外就醫的消息傳來,有如晴天霹靂,在再三確認消息屬實後,與友人一起為此悲傷通宵。而僅僅就在不久前,和曉波的一些朋友相聚,因為計算着他已經繫獄八年,離獲得自由的時間已不足三年,我們還熱切討論着他出來後,面對今時今日政治天花板愈降愈低的中國,他應如何才能彌補失去的十一年時間,觀察和適應上這個對異議者更殘酷的時代。

但沒想到更殘酷的事情已降臨到他頭上。

在他的聲音、他的名字已在這片國土上成為敏感詞而消失後,他的肉體亦要被消失。

八年間,無數次在夢中還見到他,而希望同樣與夢一樣不絕,覺着還有三年,就可以再聽到他熟悉的結巴聲音,聽着熟悉的國罵口頭禪,一如昨日,在電腦的Skype上,談論着巴薩隊(港稱巴塞)那水銀瀉地的華麗攻擊,談論着中國民間空間的生長。八年了,我們所喜愛的梅西(港譯美斯)仍然是球場上的國王,但風霜悄然染上的髮鬢已在宣告他的時代漸漸邁向終結;八年了,期待漸進、溫和推動的中國民間早已夢碎鐵幕,很多人當年與曉波一起認同自己沒有敵人,但八年後他們有了。歲月就這樣無情地改變着世間,改變着人心。

這八年的時間,中國從後極權時代走向了新極權,江胡時代掙扎成長起來的自由空間被全面清場的鐵拳碾碎。八年前,無數人為民間空間的增長而激動,渴望更多的自由,期盼着社會的漸進轉型,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代表着的就是那個時代的希望與夢想。但事實上,以對《零八憲章》的圍剿和對曉波的判刑已然顯示着這個政權的剛性和強硬,同時也預示着一個恐怖時代的到來,但是《零八憲章》那麼大範圍的傳播和影響卻只抓捕曉波一人,以及其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沉浸在喜悅的自由陣營忽視了極權猙獰的獠牙已愈來愈近。

港台及國際社會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曉波夫婦為什麼會受到政府如此的對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會被關押到生命走向終點而依然沒有自由,他無罪的妻子被軟禁,不能同社會接觸而抑鬱成病,他們的名字是這個國家的敏感詞。但對生活在極權鐵幕下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夫婦的遭遇恰恰是這中國正在向黑暗沉淪的鐵證。

自一九七九年以「改革開放」為始的後極權時代,是為了挽救其近於崩潰的經濟困境,所以被迫從壟斷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權力的全能極權政體演化為半集權半市場經濟的後極權政體。經過三十年的發展,社會在有限度的政治鬆綁下有了一定空間,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出現多元化,同時互聯網的普及使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觀廣泛傳播,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面臨着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但與人們期待中國通過市場化而漸進演化為民主社會相反,以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群體的圍剿為標誌,重新加強社會控制為主要手段的新極權主義成為中共政體的主角。在新極權政體的統治下,限制了社會自我組織與發育、控制社會個體對政權的挑戰、迫害人權成為常態,而曉波夫婦所付出的代價是這些受難者中所受最殘酷的。

而這一切,是在獄中信息完全被堵塞的曉波所不知道的,他甚至不知道他所摯愛的妻子所經受的磨難,這完全和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極權時他在獄中的遭遇大相逕庭。那時的他可以和所熾熱相愛着的劉霞在獄中結婚,而在新極權治下的今天,他卻只能「被癌症」,妻子「被抑鬱症」,生而不自由,死亦不能自由。唯獨他的靈魂是自由的,他為自由而戰三十年,為生命自由、國家自由向死而生的奮戰,必成為中國自由戰士彌足珍貴的精神源泉,他思想的光影比生命更綿長。

但以後的所有一切與今天無關。曉波,作為朋友,今天我只能在電腦前,聽着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音樂會上Sivert Høyem所唱的《路上的囚徒》(Prisoner of the road ),想着你一生不是在獄中就是走在向獄中的路上,想着所有與你有關的記憶,淚水流敞在臉上,流敞在所有的日子上。二○一七年七月八日

文﹕野渡

編輯﹕曾祥泰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