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那個虛擲他們詩人的一代人:由《殘影》到《盲》

「然而,那無可取替的一代人,他們的躁動原來不是單獨的命運,而正是我們時代的面貌,歷史的不知喘息。」俄國語言學家Roman Jakobson,〈On a Generation That Squandered Its Poets〉

驟眼看來,華意達(Andrzej Wajda)的最後作品《殘影》是延續他一路以來對波蘭國族史的興趣:史特斯明史奇(W?adys?aw Strzeminski)是二十世紀初波蘭前衛藝術的領軍人物之一,在史太林共產政權下因為藝術意見不容於政府規定的社會寫實主義而教席被裁、作品被禁,最後貧病交煎下死去。但觀看《殘影》或者其實是一種矛盾的經歷:一個大半生與共產審查周旋、深懂如何打擦邊球之餘不被完全禁絕的導演,敘說一個畫家在共產政權面前分寸不讓、不食周粟的故事;一個前衛藝術家,滿腦子都是「藝術本然的法則」、以形式和理論主導作品創作、力圖透過藝術「唯物」地反省人類觀看行徑的精深思想,卻被導演以最傳統寫實的敘事方式記錄生平。也許當片中的史特斯明史奇在學生面前輕輕帶過的說「那個認為藝術應以改變社會為己任的我已經改變」時,華意達在片中沒有提出的問題,其實也是我們當今的問題:二十世紀上旬歐陸前衛藝術那種革命精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毋寧置疑的是,連達(Boguslaw Linda)飾演的史特斯明史奇在片中冷峻凌厲得叫人目不轉睛。(每次看波蘭電影看見連達演出總叫人暗自擊掌:他在1981年的《狂熱》(Goraczka)後半段飾演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波蘭社會黨人密謀刺殺沙皇傀儡官員失敗後一枚他們未用的炸彈流落到他手上,一心利用炸彈作無意義的破壞。或者因為他雙眼灰藍幾近鴿白,便很能傳遞虛無主義那種無所希冀的狂熱。後來他在同是華意達執導的Danton裏飾演法國大革命裏殺人如麻的雅各賓黨人,不是主角但依舊亮眼。)在《殘影》裏連達演繹桀驁藝術家那種一往無前,幾乎是渾然天成的;在後半段的慘烈襯托下,連達巧妙地把藝術家的殘缺詮釋成驕傲——他用口接過解聘書、毫無怨言地在史太林波蘭裏沉淪、在大街櫥窗裏無果地試圖完成粉飾的無聊差事,最後倒地。連演史特斯明史奇十二歲女兒的小演員Bronislawa Zamachowska也有非常鋒利的演出,在母親的冷清喪禮上對旁人閒言自辯說「這件紅色大衣是我唯一所有」,對鵲巢鳩佔的軍人說「是極重要的雕塑家的作品,請你不要碰」,還有對忘我投入工作的父親說「離開你生活,比較好」,都是與父親孿生的凜冽和自矜。(現實中,Nika Strzeminska長大後成了精神科醫生,也極力推廣父母的藝術成就,見證雙親在共產倒台後平反,得高齡辭世。)

「殘影」 鏡頭邊緣一角

但電影把史特斯明史奇的藝術作品和他的生平幾近割裂的處理,相當奇特。正如觀眾無從得知到底史特斯明史奇如何由堅信藝術改造社會的先鋒信念到認為藝術應該追求絕對自我的形式(事實上史特斯明史奇本人有沒有發生這種轉向是頗為可疑的:他的理論遺作《視覺理論》正是試圖唯物地理解人的視覺感官和藝術文化,與馬克思史觀一樣強調歷史性,但同時以視覺感官生理機制的「內在法則」去證明視覺藝術的發展不單關乎經濟因素,更聯繫着人類主體對觀看過程愈益增長的自我意識:對視覺「殘影」的認知就是印象派和立體派畫作背後的歷史條件,反映藝術發展至擺脫單純呈現物體改為面對人類視覺過程。與其說他改變了,不如說兩種思想一直以一種時以調和時以矛盾的方式影響着史特斯明史奇),史特斯明史奇的作品事實上甚少得到華意達鏡頭的關照:他的標題作《殘影》只在鏡頭邊緣出現一角,連他的「新形塑房間」也只是介紹女兒出場的背景。鏡頭唯一聚焦過的,是史特斯明史奇為紀念納粹迫害下死去的猶太人朋友而作的照片拼貼畫《給我友人猶太人》——那可能是史特斯明史奇最不抽象的作品之一(也和華意達對波蘭抵抗納粹舊史的興趣暗合)。華意達觀看的史特斯明史奇,或許都是他自己的殘影。

迷失的無愛羔羊

《殘影》以寫實手法處理前衛藝術,正好與布佳斯基(Ryszard Bugajski)的《盲》(Zacma,又譯盲目的邪惡)相映成趣:在史太林治下專責對付教會勢力、以血腥酷刑整治違抗共產無神論異見者的「血腥露娜」Julia Brystiger,晚年退隱後與波蘭主教秘密會面,一半懺悔一半自我開脫,一半渴望教恩救贖一半辯駁超越的虛無。電影裏回憶與神夢交纏。(她見過一列犯人,問一人名字。犯人答:耶穌。她冷笑。在單人囚室裏她說,你順從頂證共謀的話,我可以放了你,我有權。他施神蹟讓香煙從她手上送到他跟前來。他有權柄。她醒來。)等待主教召見的過程中Maria Mamona飾演的Julia一再遲疑,應否等下去,他曾與我交過手他說願意接見我是否戲弄我,教會的人是否都恨我入骨,被半夜大雨折騰一番後她想朝太陽穴開一槍,子彈堵在槍管裏,會客室的耶穌受難像淌血,我的大半生是否活在錯誤裏,我想改變但我不。(Maria Mamona幾乎獨挑大樑,恰如其分地演活了女主角的內心煎熬。不知怎的我總覺得她的面容有點像黃碧雲。也許同是深曉人性矛盾的女子。)電影虛實交錯,講的故事卻是杜思妥也夫斯基式的回歸宗教:無神則萬事皆可為,例如共產極權,例如迷失在自我憎恨裏的無愛羔羊。世俗的觀眾或者看到,女主角最後離開修道院,彷彿有所得又前路茫茫,但最終的答案她和眾人都沒有尋獲。(「禱告,我?要相信才可以禱告吧?」女主角說。修女舊友說:「不一定,譬如我。」)

當下沒有先鋒

相信改造藝術形式等同改造社會關係、新藝術開創新世界的先鋒藝術年代,和我們已相去甚遠。後來我們發現,原來不要說改變什麼,不被改變已經是英雄創舉。再後來,改不改變也許已無相干。《殘影》和《盲》終究還是好的,因為它們或多或少記錄了那個曾經相信美麗新世界的一代人他們的後事,而我們知道那並不美好。他們驚愕地發現,原來這個應許眾多的世界,到頭來只給得出那麼多。「我們吃力邁向未來,急進熱烈得忘記了在我們身後留下一些過去。」語言學家在悼念他的革命詩人朋友的文章裏如是寫。在他們之後的我們呢?我們厭棄過去卻再沒有光輝未來可待望,只有暮氣沉沉又無處可避的當下,所以即使懷舊叫我們如何尷尬,我們還是沒有先鋒。幻滅再痛,也許那代人仍是幸福的。

文:楊焯灃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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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