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穎堅:文化差異vs. 層次不同 從佔領看成人心智成長

陳穎堅:文化差異vs. 層次不同 從佔領看成人心智成長

一般人只知道,習慣在香港生活的人,回到大陸要格外小心,因為那邊處處是險。這種不安全的感覺讓人回到大陸的時候,不得不「自私」一點。另一個處境,是對待下屬的方式。現今在大陸的職場管理,「指罵式」管理仍是大行其道。就算是身處大陸的香港人也會認為不少國內人是「受這一套」的。因此,雖然香港人缺乏一種表達的語言,但卻會內心裏認為這不單是一個表面的「文化差異」。但若然那不只是一個文化差異的問題,那就是一個「層次不同」的問題吧。

就以我的工作為例,作為一名管理顧問,工作於內地和香港兩地,長年來觀察的結論是一個生長於大陸的中小型企業老闆,其做事心態與香港一般的中小企老闆有很大分別。你可能會認為這連一個從沒回過大陸工作的人也會知道。但我的問題是:他們為何會不同?

文化吧,你可能會這樣認為。

社會與人的互動永遠都是密不可分。香港人與日本人、台灣人、韓國人都有文化上的大小差異,那種差異是因地域的習俗而養成不同的生活偏好,我們會認同這就是文化差異。但對於大陸的情况來說,那就不只是文化上的差異了。一般香港人會認為那是「層次」(Stages)上的差異。香港人,受到香港環境的教化,始終是較大陸人「高層次」或「高檔」一點。但在這方面我們好像很難說得清楚是怎樣的層次,讓我們有這種強烈感受……

心智發展分8個層次

成年人的心智會繼續成長嗎?

在過去五、六十年間,在西方心理學界上積極地探索一個問題:成人在其成年之後心智上仍會成長嗎?所謂心智上的成長是指,從意識上和能夠處理事情的複雜性上,或所謂的「理解世界運作」的方式上,可以有更高級的發展或理解。因此有很多心理學研究人員便開始嘗試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成人發展理論」 (Adult development theory)。經過接近五、六十年的努力後,我們終於可以找到一些有用,而且解釋力強的心智成長框架,讓我們解開「文化差異」之謎。

在這裏,先讓我們了解一下人可以有哪些可以發展的心智層次 (1為最低,8為最高):

1. 衝動

2. 機會主義

3. 禮節主導

4. 專家

5. 目標追隨

6. 意識主導

7. 戰略家

8. 煉金術師

在這八個層次中,我們集中在社會出最經常出現的其中六個(即去除最高的「煉金術師」與最低的「衝動」)來進行討論。而且為了更易於明白,我嘗試用最近的「佔領運動」來說明這些層次的分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了解不同層次的人「會如何了解他們的世界」:

機會主義者(Opportunist)——利益至上

屬於機會主義者的人,都不會對政治有興趣!因為他們只會顧及自己的利益,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惜去攻擊對方;他們沒有辦法去想一些太複雜的事情,例如政治。對他們來說,政治就是複雜而且肯定是爾虞我詐的事情。所以無論是支持或是反對一方,他們都不是什麼好人。至於他們會支持或是反對爭取用「佔領」方式來爭取普選,則要視乎它對自己可有任何利益來決定。假如給他們八百元、一千元要求他們到處破壞佔領者的地盤,他們是第一個到場。假如這是一名中、西區的中學生,他/她會因為不用上課而感到高興。這種人,沒有什麼立場可言,只有利益。

禮節主導者(Diplomat)——主張和諧

禮節主導者認為,破壞了彼此和諧氣氛就是不應該。維穩是這種層次的人的主張。禮節主導的人在看到種種鬥爭的場面,心裏會感到極不舒服,因為他們往往都是一群人中的「和事老」或「好好先生/小姐」。表面的禮節與和諧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衝擊、對質,以至挑戰「傳統禮節」就是非常不好的事。他們一方面思想與邏輯比較粗疏,而且容易被大眾傳媒或謠言所主導。在華人社會中,禮節主導是佔一個地區的大部分人口。除非有足夠的人數走出來,否則這一群人是不會站出來與人爭辯的。因此,在佔領運動的面前,他們會暗地裏站在反對的一方,因為他們這樣會引起最少的衝突。

這樣說來,是否爭取真普選的佔領派就沒有這類人呢?不是,佔領派的「禮節主導者」可能是講義氣而並肩作戰,卻不太清楚背後的意義是什麼。他們往往看到整體氛圍都是支持「佔領」,他們若不佔領就是「背叛者」,被人群敵視是他們不能承受的。

雖然是這樣,但由於「佔領」行動涉及太多挑戰傳統、挑戰權威和鬥爭抗命的動作,而且背後的理念是與「民主」、「公義」、「法治」等抽象議題相關的,這些都明顯地不是「禮節主導」層次的人容易接受與明白的。因此,很明顯地,屬於這個層次的人都會容易傾向反佔領的那一方。

專家(Expert)——容易掉進細節裏爭論

擁有專家模式思考的人,能夠講求因果關係,開始挑戰一些不合理的想法,及一些迷信式的思考。雖然他們開始有較精密的思維,但仍然是相信外在權威多於內在的道德感及良知,以及對自己所相信的一套抱持很高的忠誠度,很多時候給予人僵硬而欠缺彈性的感覺。

例如當一個專家層次的人抱擁「城邦論」這個概念時,他的定義往往是來自某權威所說的,並死忠地堅守這種概念。又例如,當他們抱擁「不要領導、要自主地進行遍地開花」,他們會僵硬地堅守這種想法(當然他們不會為意這種想法其實也是來自某種「權威」)。

在專家層次以上的人,一般都能具體地說明自己為何會支持或反對「佔領行動」。但由於各自都認為自己的想法才是對的,因此他們容易與他人發生口角與衝突。無論是支持或反對的一方,他們都會選擇聆聽對他們自己觀點有利的資料,來強化自己的對。他們會遠較「禮節主導者」有立場,但並不代表他們是客觀。與專家層次的人對話,很容易會掉進所謂的操作性細節的爭辯裏,因為正是這個層次的人最精熟旳範疇。

香港政府官員一般都是接受這種技術官僚的培訓,因此他們有一套技術性的「官腔」來回應他們對佔領的觀點及看法。若我們留意多一點的話,他們多是從「法律上」或「執法上」的細節來回應市民。

佔領者若要戰勝政府,他們一定要往上一個層次提升,否則官員有更大型的國家機器支持他們的時候,只留在專家層次是不足夠打一場持久戰的。

目標追隨者(Achiever)——為團隊付出

他們能夠以大目標作為持續奮鬥的目標。在過程中可能有很多取捨,而目標追隨者都能夠扮演一個很好的談判者或平衡者,爭取最大的利益。然而這種利益不同於「機會主義者」的自私為主導,目標追隨者往往是願意為團隊付出的「領袖」。因此,他們有聆聽及協調的能力,在很多方面他們都會較「專家」層次的人更具有彈性,以及更有效率。目標追隨者除了富有正義感,往往都會追求更大的目標。內觀以及反思生命的意義是這個階段開始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佔領行動背後的感召力,往往是來自「目標追隨者」或以上的層次的。因此為整個社會所爭取到的福祉都是較長遠的,但這往往不是當下這個社會可以容易接受的。

然而,在意識上達到這個層次,卻同時要配合一群有這種能力的領袖或執行者,整個運動才稍有成功的機會。但現在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佔中三子」並非這個等級的領袖,而且整場運動是嚴重欠缺這種人才。

但有一點是很重要的,不是所有「目標追隨者」都會對公義抱持高水平的熱望。當一個層次高、但同時又有很多既得利益在背後糾纏不清的時候,他們往往都可以做出傷害性更大的行為。想想華爾街的一群金融界專才,他們不少都是在這個層次以上,但卻被利慾薰心,結果背後的貪婪為人類帶來更多災劫。假如我們的特首梁振英先生是一個思維細密,而且是高層次的領導者,但卻沒有一套正義的價值觀在後面,那麼可能會為香港帶來更大的麻煩。

意識主導者(Pluralist)——能包容多元

他們對於公平、公正、正義特別的敏感。意識主導者擁有其他層次不一樣的聆聽能力,以及主動的探詢能力。他們想要讓更多弱勢的聲音得到發聲的機會,但往往也是太多包容多元聲音,未能在紛亂的環境中理出秩序來。他們能夠對世界有更大的關懷,同時也因為自身的包容性,會認為自己的「標奇立異」是沒有問題,開始不太理會世俗的觀點,有時候又會顯得太過獨善其身。

來到這個層次的人,他們擁有更宏觀的思考,能夠區分什麼是「善法」與「惡法」,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道德感來回應當下坊間很多「對」、「錯」的判批,不會被細節所蒙蔽。他們開始擁有高度的獨立思考。毫無疑問,這種層次的人會較「目標追隨者」更稀缺。

策略家(Strategist)——從對立中創新

簡單來說,我們極需要這種層次的領導者,因為只有這種層次以上的人,才稍為有希望幫助香港帶離今天所面對這個「困中之困」的困局。策略家是能夠同時處理兩種對立的觀點及局面,能夠利用這些衝突綜合出全新的創新想法/策略,常有神來之筆的作品。策略家能夠欣賞每一個層次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沒分高低的。策略家往往都是「變革」過程中稀缺的領導力量。他們能夠「重塑」社群對某件事情的定義,讓人們能進行更深層次的探索。他們都是一個社會中不可多得的領袖。

追求公義而多元自由社會

成人發展理論提出人類的心智可以在廿歲後繼續成長,而且是一層又一層的無止境的往上提升。研究者更有趣的發現是:

1. 這些心智的成長並不是必然的,即有些人可能終其一生也不能突破某一個低層次階段;

2. 心智成長是需要按一定的規律來成長,不會出現「跳級成長」;

3. 愈高級的層次並不代表會過一個更好的生活、賺更多的錢、有一段更美好的婚姻或更聰    明,她/他只是展示出一個理解世界一個更複雜的方式而已;

4. 社會的環境會影響人的心智發展空間。

因此,從以上的解說,我們大約可以明白為何我說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差距不只是在文化上,而是在層次上。而且我們必須正視的是,今天「國內人」對於被中共「專權」式的管治能夠接受,甚至滿意,是因為「國內人」的發展層次大部分仍在「機會主義」或「禮節主導」這兩個層次上。在他們看來,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來的確在不斷進步。但相對香港,一個巳經發展到以「專家」的專業主導的社會,同時它也有足夠的精英巳經在「目標追隨」的層次以上,可以在不同的領域帶領香港。我們真的需要一個更多元而不失其公義性的自由社會。

它要邁進的下一個階段肯定不是要回到更退步的一種建制上,而是真的需要「更上一層樓」。

作者簡介:Joey Chan 陳穎堅-從事企業變革管理工作超過17年的本土香港人,為本地首位推動「學習型組織」概念的企業顧問,對未來研究有深厚興趣。在投入研究領導力發展過程中,發掘到「成人發展理論」,先後跟 Bill Torbert、Robert Kegan、Peter Senge 等管理大師學習相關理論,長期關注 Ken Wilber著作。

原文載於明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