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許諾 也談基阿魯斯達米《大寫特寫》

「電影能夠為這些個體提供的,是一個勉強剛好可以取代真正『更好』的東西,也因此電影造就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之於此點所有關於電影孰好孰壞、甚至應否存在等問題,也變得無關宏旨。」——早期德國電影理論家Emilie Altenloh《Zur Soziologie des Kino》,1914年。

往往,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的《大寫特寫》(Close-up,1990年)的評論都聚焦在電影的虛實交錯之上:導演故意含混紀錄片和虛構之間的分野,將案件重演、人物訪問和法庭盤問並置,又讓涉事人物參與電影拍攝,用虛構常用的敘事技巧呈現真實的案情,拍攝過程倒頭來又影響了現實的審訊過程,反過來令觀眾思疑這樁冒牌大導騙案是單純的社會奇談抑或是導演有心安排。然而《大寫特寫》在質疑電影等現代媒介傳播的所謂「真實」同時,卻也是導演嘗試在冒認偶像導演的影癡青年身上發掘「電影」本身的意義:撇除所有知識分子的姿態之後,「電影」對這些人而言代表什麼?電影藝術到底作了何等許諾,以至這些人陶醉至不能自拔?

作者與觀眾 追尋某種相同東西

《大寫特寫》的背景故事相當簡單:有人報案說有一名可疑男子自稱伊朗名導麥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登堂入室聲言要開戲讓家人參演,閒裕的阿漢卡一家人本來信以為真,以為他們幹着無聊差事的沉悶生活就要因為大導光臨而活潑起來,還招呼他在家裏短住,後來男子的扮演出了破綻,眾人恐怕他有什麼不軌企圖先行告發他,才東窗事發。法庭上男子辯說他不是有心詐騙,只是出身寒微的他被誤認名導為他帶來從來沒有擁有過的自信和權力,而且他一直崇拜關注低下階層生活的麥馬巴夫,他在冒認麥馬巴夫的同時其實也在向這家人演繹心目中真正的藝術家形象:無分貴賤的願意與眾人同在、關注人的苦難和心靈的世界。更何況——騙徒什壽安補充說——如果他有錢的話,也難保他真的會開起戲來。導演又在鏡頭後問,那麼你想當演員還是導演?你想扮演別人還是自己?到最後,觀眾不禁猜想,電影——由呈現影像到角色扮演——是不是才是騙案本身?

後設電影——突顯故事純屬虛構的電影作品——從真假虛實的暗合之間,為觀眾帶來出其不意的快感。在「後現代」思潮大行其道的年代,「後設」也曾是相當時髦的技巧,因為「後設」不難讓自以為聰明的犬儒觀眾再一次確認現實的荒蕪——一切不過是障眼法,無所謂真實。然而後設電影也可以盛載對電影創作過程的反思,好像鏡子一樣反照電影作者和觀眾,讓電影製作者重新審視自己的工作,同時也使觀眾對自己的觀影過程進行思考。影院裏電影工作者和觀眾共處一室,他們是否在追尋某種相同的東西?在暗室裏他們能否分享一些共同的命運?

以電影來理解世界

「你可否以我的苦難為題拍一齣電影?」影癡什壽安問基阿魯斯達米。有別於阿漢卡一家,電影對什壽安來說不止是苦悶生活的調劑,而是在蒼茫的世界裏辨認自己處地的唯一法門。他以電影來理解世界:在法庭上他自比基阿魯斯達米電影裏那個拍照騙錢去買車票看比賽然後又睡過頭錯過目的地的小孩。對什壽安而言電影並不是投射烏托邦的華美夢想來讓他抽離貧賤生活,反而電影在描述苦難、疏離和人的缺失之中,許諾了真正的理解,以及理解中包含的平等。與其說《大寫特寫》是關於真假的辯證,不如說它呈現了導演在影癡身上發現電影最初的諾言——電影藝術從不引領真正的人類解放,但的確承諾了電影世界裏世人享有同等的尊嚴,也正是這重許諾令什壽安——也許也包括電影導演和觀眾自己——對電影藝術如此執迷。如果說電影導演的名望和隨之而來的權力意味着現實從不完美、要求平等尊嚴和渴望權力操縱往往不能分割,那麼至少電影打開了一個缺口,給騙子什壽安一個空間說:法理也許容不下我,但基於我對藝術的熱愛,且讓我在道德上陳情。

1979伊朗經歷霍梅尼率領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親西方的沙阿王室。伊瑪目霍梅尼認為,親西方的舊王室放任電視、電台和電影成為「罪惡和販娼的溫床」,在革命伊始甚至有伊斯蘭革命分子焚燒電影院。在霍梅尼登基時一句「我們並不反對電影,只是反對腐化」定調下,神權統治的政權隨即接管了審查文化活動,嚴禁任何腐敗的西方非伊斯蘭元素。基阿魯斯達米幾乎從來沒有正面處理過伊朗的政治環境,他一些早期的作品以小孩為主角,說家庭、社會和生活日常,也不難規避森嚴的審查。但《大寫特寫》藉由思考電影媒介本身,側面反駁了霍梅尼的想法:電影等現代媒體不是他所謂散播西方反穆斯林思想的渠道,國民被外國勢力奴役的象徵;它不假外求、實實在在連繫着國民的心靈。電影之所以在全球每個角落都成為最接近群眾的藝術形式,正因為電影形式最接近現代世界最原初的、關乎普世平等的許諾。而同時,基阿魯斯達米也藉一心發掘駭人故事成名、急着尋找錄音機但最後報道不盡不實的記者一角,巧妙地顯示現代媒介並不總能信守它的承諾。導演和觀眾(或者包括評論人)便要面對影迷什壽安拋出來的問題:怎樣觀看才能保守電影的許諾?

寬恕的力量

《大寫特寫》的法庭戲也相當精彩,展現了伊斯蘭律法的現實運作。如果電影媒介應許了影迷某些事情,而這個應許從不完美(電影最後一幕故意留下殘缺的聲軌,突顯技術的缺陷,一如人的現實),則鏡頭下的法庭顯示的,是寬恕的力量:法官問受害人一家願不願意原諒什壽安,阿漢卡一家(至少在鏡頭前)說願意,法官便輕判了他。這是伊斯蘭律法裏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只涉及人與人之間的罪行(qisas,類似於我們的「民事糾紛」),即使是謀殺這類重罪,如果受害一方願意原諒,法官亦不得不從輕發落,因為「真主是至恕至赦的」。而寬恕和許諾指向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處地:許諾讓我們面對黑暗不可知的未來有所憑藉,而寬恕使我們不至於困陷於昔日已無可挽回的所作所為(漢娜.阿倫特《人類的處境》)。而電影何以為電影、人何以為人的問題,理應是不論階層的觀眾和電影工作者都感興趣的。

文:楊焯灃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