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台將死於「平庸之惡」

一年前,新聞界老行尊梁家榮出任廣播處長,不少人擊節讚賞,有立法會議員更深慶得人。當時,我提出議異,在本欄寫了以下的一段評論:

「由40年新聞老行尊出任廣播處長,是一把雙刃刀。梁家榮可以用他的經驗和閱歷,帶領香港電台走向真正的公共廣播。他也可以憑着他不容反駁的權威,以總編輯之名,絲毫不差地執行政府高層整頓港台的政治任務,把香港電台打造成軟性的政府宣傳喉舌。資深傳媒人在新聞機構中當然有不容置疑的認受性,但這種認受很可能是虛假的,有時甚至相當致命。」

今天被我不幸而言中。

「署任」原來是獎懲措施

梁家榮是否認得在香港電台做了16年的曾志豪?是否當他是港台員工?「小豪子」有沒有權在員工大會上發問?說實話,只是今天港台面對嚴峻局面的小插曲;某程度上,也模糊了整個問題的焦點。

陳敏娟任署理助理廣播處長超過一年還未「升正」,「花生友」純粹以辦公室政治甚或個人利益的角度評論,港台中人都有持這種看法。自從廉署李寶蘭事件爆發,人們才猛然醒悟,梁振英治下,「署任」原來是個獎懲措施,用來考驗公務員的政治忠誠度是否合乎標準。

電視部的陳敏娟無法「坐正」,但電台部的兩名高層,署任僅三四個月,就正式「真除」(轉為正任),差異顯而易見。處長無法解釋,就用「歲次升遷,有規有序,莫用疑慮」等八股文言,企圖蒙混過去。員工提出尖銳的質問,無法回應,就用「你哋唔好咁諗啦」來掩飾窘態。理屈詞窮,答案已經寫在臉上。

電台部和電視部兩幅圖畫

長久以來,香港電台的電台部和電視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兩套文化:電台部「聽話」,電視部「唔聽話」。準確一點,電台部「非常聽話」,電視部就「唔夠聽話」。當年朱培慶突然引退,引入外來處長,不論是傳媒人還是政務官,都擔負着整頓港台的政治任務。電台部和電視部「聽話」程度的差異愈來愈大,愈見明顯。

近幾年頻密發生的是,電台部以節目改革為名,把有稜角的節目主持人全部「叮走」,把時事節目變成「溫吞水」,避免引起投訴爭議和安全第一成為最高原則。最近香港電台第二台也以同樣的最高原則,把稍為突出涉及時事的節目徹底剷走,代之以只談風花雪月。如此這般的政治任務,電台部高層心領神會,毫無異議,忠實執行,做到「加零一」,甚至對現時未被改革的節目,被認為踩到「紅線」的,有關人士都會被「照肺」,確保百分百安全。

剛剛相反,不論誰當處長,港台電視部特別是公共事務組的時事節目,仍然是稜角分明,批判力度未有稍減。電視部員工對堅持編採自主非常執著,高層不止一次用各種手段企圖干預,都在員工抵抗下無法得逞。

對照電台部和電視部兩幅圖畫,就會充分明白,「聽話」有獎,升職速度有如火箭;「唔聽話」當然會受罰,署任超過一年還未「坐正」,分分鐘會施以更大懲罰,「燉冬菇」把你第二度羞辱。

梁家榮當然不會直言,陳敏娟無法「坐正」的真正原因,是「唔夠聽話」,拋出玄之又玄的管理術語,企圖堵住悠悠眾口,例如指陳敏娟未能做好部門間的「synergy」(協作)。但究竟所指為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有港台人把「synergy」改成「cynergy」,把「sy」改成「cy」,創意無限。陳敏娟無法「坐正」的深層原因為何,馬上豁然開朗。

默認體制 忠心執行命令

可能有人認為,這樣批評電台部的同事並不公平,他們每天緊守崗位,時事節目盡量客觀持平,該討論的議題都有討論。從機構倫理看,上頭交付的任務要好好完成,令領導滿意,升職加薪,對得起自己,對得住家庭,難道這樣做有錯嗎?

二戰後,納粹分子受審,當中有不少是中下級人員。有負責開車接載猶太人到集中營的司機,有毒氣室開關閥的操作員,不少就像The Reader(港譯《讀愛》)的女主角一樣,拿着集中營囚室鎖匙的工作人員。受審時,他們異口同聲辯解:「我只是聽上頭命令,沒有權話事,責任不在我……」

親歷多次戰犯審訊的一位德國哲學家把這種心態和行為歸結為「平庸之惡」:不思考人,不思考制度,服從體制的安排,即使察覺有問題甚或良心不安,都因為冷漠和利益,拚命為體制辯護,忠實執行上頭的命令。

電台部的員工沒有殺人,當然不能比作納粹的執行者。但那種默認體制、忠心耿耿執行上頭命令,甚或因為個人利益而超額完成政治任務,把一個為民喉舌的公共廣播機構變成政府的宣傳機器,試問跟把港台活生生扼死有何分別?

就像廉政公署一樣,港台「唔撐得好耐」。由電台部高層過檔電視部,收拾「唔聽話」或「唔夠聽話」的電視部人員,將指日可待。屆時,整治港台的政治任務,才會告一段落。

「你是否員工?」事件發生後,港台內外反應頗為激烈,尤其電視部。電台部一如既往,為求自保鴉雀無聲。聞說梁家榮曾到直播室主動與曾志豪握手打招呼,又說:「明白CAT.II(港台合約制員工)都係員工。」難以評估這種「補鑊」行為能產生什麼作用。但常識告訴我們,弗洛依德式說漏了嘴,那句,才是真心話。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