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思維 能追上21世紀社會的變化嗎?

王維基先生撰文說他受邀出席主講大學講座時候,台下大學生沒有基本聽衆的禮貌,談笑電話聲不絕,令他頗感氣憤,並叫「不想聽我演講的學生可以馬上離場」。其實,原委老早在文中出現,不過就連王維基自己並未意識到此中關鍵:原來該場合是一個「大學某書院月會」,也就是說一種非自願的、強制的出席(〈作為聽眾的基本態度〉,《頭條日報》,2015年11月6日)。

既然這樣,無論學生喜歡與否,都不能自願出席或退場,沒有選擇,當然沒有必要顧全什麼人的面子,各自忙碌了。筆者最為詫異的是,竟連在他同代人中學習能力超班的「魔童」,也不能意會到此中關鍵,而且,王維基竟在同日另一份報章中撰文談及互聯網生意,老早點出原因所在:「現在做網購生意,跟以往做寬頻很不同,並不是售賣單一的產品,而是出售千千萬萬種不同的產品,並不能把同一條方程式應用到所有產品上。」(〈往不同的方向走〉,《晴報》,2015年11月6日)

世界規模的巨大變化

對的,互聯網正是當代世界巨大變化的一個誘因,不然王先生不獲發牌,又怎會有如此多年輕人聲援?因被剝奪選擇權利而憤怒上街而已。不過,大家有了選擇,就會乖乖看他的電視節目嗎?這也未必。別說大衆媒體追不上互聯網時代,種種政治與社會的概念與範疇、理解,早已不再套用於21世紀全球的變化。大家作為某所大學的成員,乖乖坐在這裏聽講,給主講嘉賓與自己所屬組織面子,這類前提已經不再是理所當然的事。大家對「組織」、「代表」的意思也不再一樣。而這種現象是全球性的。

世界性的兩極化與社會運動

前陣子跟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老師談起香港、台灣與日本等地的社會運動,他說這些現象背後有全球普遍性的背景。簡單來說,除了上述的情報化,還有全球化的市場滲透,帶來社會廣泛性的不安定化。而面對這些世界各地的巨大社會轉變,我們還是使用着20世紀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範疇,這其實已經不能對應當今的轉變。譬如上世紀的「難民」泛指受「種族、宗教、國籍、政治立場,或特定社會集團所受到的迫害」,但這次敘利亞的情况,其實是社會崩潰導致的人口大量流動情况。而社會崩潰的原因除了是獨裁政權,竟與全球氣候變化、敘利亞的非效率灌溉,還有2010年中國缺水,中國進口小麥大增,導致全球小麥價格暴漲,令中東民衆不滿有關(〈變更中的社會框架〉,《朝日新聞》,2015年11月17日)。

這種思想框架追不上社會變遷的現象,背景是世界性的不安定化。小熊英二認為總體來說,人們為了應付不安定化,帶來全球性的文化身分認同政治。因應每個社會、國家的文化脈絡不同,所以表現出來的議題與關心點也看似不一樣。而表現出來的就是「兩極化」的現象(〈世界性的兩極化與大衆運動〉,演講文,2015年10月25日)。

人面對不安,就有不是「改革秩序」就是「守護舊有秩序」的想法,可是,我們社會舊有的框架,譬如左翼主張改革與右翼推崇保守的對立,已經不能正確描述當下的情况。譬如,在情報網絡的幫助下,主張改革的往往是以保守價值(譬如找回「香港精神」、「法國精神」)自居的所謂「右翼」,並結合全球化的價值,嘗試扭轉與更改既有社會秩序,成為更加積極的一方。而與此對抗的所謂「左翼」卻變成守護舊有安定生活秩序與僱用情况的保守言論,抵抗全球化。

不過,共通的是,人們為了排除不安與疏離感,世界性的大衆運動還是以直接民主主義行動的社會運動形式出現。而這種「不依靠組織的網絡型大衆運動」,往往跟20世紀的代議制投票與大量生產製造的思維格格不入。在這種情况下,不改變我們的思維,不廣泛閱讀不同學科的研究,並比較不同個案與追溯歷史變化的話,並不能追上全球性的巨大社會變動。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