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7

不經不覺香港回歸已近二十年,雖然基本法沒有訂出屆滿的日子,但基本法是落實中英聯合聲明內中國對香港回歸後的政策的承諾,而這承諾到2047年便屆滿, 這個日子似遠還近,2047年後香港何去何從?何時該作出決定及如何作出決定?

上世紀七十年代,隨著新界新市鎮的發展,大量人口遷移往新界,造成對樓房的大量需求,亦令銀行樓房按揭的需求大增。按揭是以樓宇作抵押,但由於租讓新界的條約在1997年6月30日屆滿,故新界所有屋契均在1997年6月27日到期,面對抵押物業的不明朗因素,銀行開始逐步收緊按揭年期,至七十年代末,在銀行界的強大壓力下,港英政府遂得和中國展開香港的前途談判。

借鑑這段歷史,商界和金融界需要約二十年的時間準備,尤其是不少大型建設的投資均需三十年或以上的回報期,事實上,早在2003年迪士尼來港投資興建樂園時有關批地便已超越2047年,其後的兩鐵合併亦涉及超逾2047年的權益。換言之,香港2047年後的地位,在2030至2035年間便須確定,才可減少因前景不明朗所帶來的經濟動盪。

何時該開始提出討論?八十年代初,中國剛經歷文革,經濟上開始開放改革,政治上亦較開明,香港的發展經驗正好可幫助國內的現代化改革,英國便看準當時是談判的適當時機。同樣地,2047的討論,亦該在中國領導層變得較開明,香港在經濟上仍對中國有貢獻,和香港在反貪,法治,管理制度等方面仍對國內的發展有借鏡價值時提出討論,在這時刻來臨前,香港必須作好準備,並努力維持本身的優勢。

1982年的前途談判由中英兩國主導,當時中方堅拒港人的參與,甚至反對尤德爵士以港督的身分參與談判。2047年後香港的地位問題已不再是外交而屬中國內政的問題,特區官員與中央亦變成上下從屬而非對等的地位,那2047後香港的命運會如何決定?

廣泛諮詢和聽從民意並非國內制度的強項,如何設計一套討論的程序,既能照顧國家的主權,又能充分照顧香港的民意和讓港人有意義地參與,以及2047後有多少可行的模式,這些問題現在已該開始探索了。

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