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xit反映西方民主需要調整甚至改革

脫歐公投令英國成為了國際矚目的沙場,不過就算結果分曉後兩派解甲投戈,英國和歐盟的元氣肯定有損。更重要的是,這次公投誠然反映了籠統的西方民主一些值得深究的議題。

民眾有否足夠能力暸解局勢

1934至35年,英國有1千多萬人參與一個名為“Peace Ballot”的全國性調查運動。雖然當時隔岸的歐洲大陸硝煙味漸起,國民卻厭倦戰爭,和平主義竟成主流。即使稍後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亞,令民意略為轉變,但英政府的姿態顯然未能跟上時局的走勢。1938年,納粹欲吞併捷克的蘇臺德區,時任首相張伯倫圖以綏靖政策應對,遠赴德國簽署〈慕尼黑協定〉,回家後受群眾英雄式歡迎——後來邱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風雲緊急》以「悲劇」來形容。一時之間,英國上下都以為戰爭離己而去。接下來就是大家熟悉的歷史:希特拉背信棄義,二戰開始,張伯倫淪為千古罪人,繼任的邱吉爾帶領大不列顛反擊。春江水暖鴨先知,2002年於BBC「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票選活動居首的邱吉爾,從一開始就不信任納粹,在一片反戰聲下斷然奏逆流之韻,遭國人責為「戰爭販子」,失落政壇多時。所以他說過:「反對民主的最大因由,在你與街上一般選民閒談五分鐘就會明悟。」(The best argument against democracy is a five-minute conversation with the average voter.)他的經驗告之,民眾視野往往狹隘,只從當下自己的利益判斷是非,而英國為此在二戰付出沉重代價。

放諸今日,留歐或脫歐,玆事體大,民眾是否有能力正確判斷局勢,是一個非常爭議的問題。

一國選民有否權力損害他者利益

現任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在上年就國家債務危機舉行公投。欠債還錢本來天公地義,加上希臘劣績斑斑,當時處境也與2008年的冰島情況大相逕庭(該國於2010年公投否決了政府與英、荷達成的還債協議,但近年已走出經濟崩潰的陰霾),所以對方在緊急援助附帶苛刻條款亦非蠻不講理。但公投結果一出,反對接受債權方提出的紓困案者的選票竟有六成多,東施效顰的齊普拉斯頓時驚魂失魄,最後只能逆公投結果而行,向債主跪地求饒,順應緊縮政策以換取債權家發放貸款。

同樣,今日身處歐盟的英國,其國民用自己手上的一票決定的不單是自己國家的去向,更是整個歐盟的命運,明顯觸及他者的利益。畢竟,這不單是自己國家的問題,與蘇格蘭獨立或瑞士「派錢」純屬內政迥然不同,公投的權力成疑,甚至會出現弄巧反拙如希臘的窘境。

一國政客有否法理把自己前途與他國命途一同押上賭枱

在脫歐公投末段被逼上梁山的卡梅倫,日前在當地一個電視辯論節目被觀眾諷之為上文提及的張伯倫。卡梅倫不甘示弱,直指自己是「再生」邱吉爾,認為自己與前人一脈相承,堅決留歐,為民主、自由而戰。此舉可謂荒誕絕倫。事實上,英國所以出現脫歐的可能,元凶正是卡梅倫。上年他為了延續首相之位,於是作出政治豪賭,答應選民一旦自己連任成功,將推出脫歐公投。試問,如無他的欽點,又何來「脫」和「留」的選項?這與慧眼看世局,視二戰為爭取民主自由而與其他歐洲國家合作的邱吉爾,絕對不能相提並論。

英國就算脫歐成功,如果是緣於一國政客的私利,其他國家會甘心嗎?

金無足赤,但應盡力修補

全球化使國家之間的利益網絡變得更為複雜。在縱橫交錯的國際形勢下,個別國家的舉止更易抵觸他者的利益,是以劍拔弩張的機會本已不少。若把一個國家的動向完全取決於國民,豈不是有火上加油的風險?縱觀而言,全球化和公投至上的國家主義很難兩全其美,執其二端用其中亦非每次可行。公投雖能貫徹西方的民主精神,卻使國際關係容易陷入不穩的狀況。當然,邱吉爾提醒我們:「民主是所有制度裏最差的一個──除了已經被試過的所有其他制度之外。」(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民主仍是「最好」的制度,但今次英國的脫歐公投,由世界一隅引發全球軒然大波,也許顯示西方民主的發展正處於「樽頸位」,是作出大幅調整甚至改革的時候,尤其當務之急,是釐定民意與民主間的同異。